“中国周边学”研究的新契机与新方向钟飞腾“中国周边学”研究的新契机2008年国际金融爆发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迈入了新阶段。首先，中国崛起成为国际瞩目的现象，而既有的西方理论不足以解释这种重大现象。各国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而是一种复兴。按照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数据，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9万亿国际元，而美国是9.5万亿。这种变化有很强的心理暗示作用。人们记得，美国经济总量于19世纪后半期超过英国，但美国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经济体时，还远不是世界最大，大体上只相当于中国的55%和印度的75%。直到1890年，美国才成为毋庸置疑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换句话说，两个甲子的轮回，中国在全球的位置有了根本性变革。如果说中国传统周边关系的解体是从19世纪后期逐步开始的，那么，目前中国周边关系也正在逐步回归中。其次，近十年来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力量对比达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地位。按照麦迪森的数据，在公元后的1000年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大体在1500年之后的50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略高于印度。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日本是亚洲的第一大经济体，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经济总量开始两倍于印度，并于1992年超过日本。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是周边第二大经济体印度的2.6倍，这种变化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果说麦迪森的数据夸大了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年来的中国经济总量，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最新预测仍然表明这种趋势：2018年，中印日三国的经济总量将分别为25.1万亿、10.4万亿和5.4万亿国际元，人均GDP分别为1.8万、7700和4.4万国际元。以IMF数据衡量，早在2007年，中国经济体量就超过了日印之和，如果按照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预测，中国的邻国在此之前就应该联合起来制衡中国，地区稳定性将难以保持。显然，中国周边外交在维权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稳定性依然是牢固的。不过，过去十年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众多周边国家希望利用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崛起、对中国拓展海上实力抱有极大疑虑。周边国家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并且希望中国在地区秩序形成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这些问题在传统的中国周边关系中都是陌生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不再完全依靠与西方讨价还价来深化对外开放，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因此可以充分吸纳一线工作人员的经验，并转化成新型知识体系。由于拥有历史和地缘优势，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各个周边省份的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专家将贡献出更多的地区国别知识，各个行业在周边的深耕，也会提供许多一手信息。这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各个省份与沿边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有助于平衡外交领域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向外，还是由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都将继续发生历史性大改变。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国周边学”，应明确几项大的任务。一是通过重新探讨历史上的朝贡秩序如何构建了中国与邻国稳定的合作关系，以明了中国与邻国的彼此认同、文化联系、力量对比以及经济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二是讨论东亚社会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背离了中国这个权力中心，周边地区被西方瓦解、打碎乃至于重建的过程。三是讨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周边次区域力量分布的不均衡如何影响与次区域的关系，进而讨论以中国中心的地区秩---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序是否可能重新生成。这些问题可能不是目前西方源流下的任何一个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的，而要综合多门学科，比如对外关系研究、新地缘政治学、经济发展新理论、新军事学说以及文化传播学说等。推进“中国周边学”研究的四大方向一是抓住中国特色，将政策语言转化成富含学理的话语体系。以政策语言指导实践，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在实际工作尤其是涉外工作的具体场景中造成外界对中国式概念的理解难题。学术界应在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政策语言在外交和国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