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术自治与科层制的冲突与平衡基于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分析摘要：将大学学术自治与科层制置于大学治理结构视角下理解，两者的关系代表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运作。学术自治与科层制的平衡共存是现代大学运行的准则。在中国大学治理结构中，资源依赖、制度嵌套下政府对大学的“单向性”主导强化了科层制，功能替代、利益追逐下学术组织对行政级别的“依附式”关系弱化了学术自治。超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对立，实现学术自治与科层制的良性互动，可从四个方面尝试解决：采用竞争性资源配置方式；行政权力法治化；学术自治在基层学术组织的制度化、程序化；决策权力结构中充分体现教授治校。关键词：学术自治，科层制，大学治理结构大学治理主体的职责权限关系构成大学治理结构，其中权力关系是关键[1]，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是核心权力关系。从中世纪大学行会式的学术自治开始，学术权力作为大学组织的传统力量，彰显大学组织的学术属性。大学由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行政权力作为大学学术支撑系统的管理力量，赋予大学科层性质，追求工具理性的科层制不断强化大学组织内外部的行政管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大学组织历史演进的产物，是现代大学运行不可或缺的组织要件。因此，在组织设计和权责安排上理解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存关系，分析当前科层制强化与学术自治弱化的冲突根源，平衡大学治理结构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可回避的现实。一、大学学术自治的历史发展与实质理解（一）大学学术自治的缘起与发展---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13世纪被授予特殊自由和特权的学生组织（博洛尼亚大学）或师生组织（巴黎大学），被称为大学馆（stadiumgenerale），这种行会团体形式为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奠定了基础。[2]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一脉相承，学术自治作为大学组织的精神遗产始于中世纪大学。“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中世纪大学也不例外，它是其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具体体现。最初的大学与城市的其他行业一样具有行会性。[3]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其专属的学术自治，借鉴于中世纪欧洲的城市自治和行会自治。学者行会时期的大学，学术自治源于大学学术组织内部，它的提出限于大学组织内部的学术事务，这种学术领域的自治基于一种学术性的专业判断。其中执教许可证（licentiadocendi）是行会式学术自治的核心，学术领域的知识权威赋予大学确认教师和相关行业从业者资格的特权。凭借学位授予的教育模式，行会式的大学组织成为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智力机构。特许状（charter）是大学自治被当局认可的标志，它使大学组织获得来自宗教和世俗政治的身份认同。[4]自此，大学组织体系完成由自发性、单一性、非学术性行会向授权性、联合性、学术领域性行会系统的过渡，学术自治使大学成为独立于教权、王权的第三种公认权力。此时，在大学内外部关系上，学术自治限于大学整体的对外自治，大学作为一个组织不完全自治也不完全受控。在我国，民国时期学术自治作为一种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引入。1912年《大学令》本着教授治校的宗旨，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以政府法令的形式赋予教授管理大学的权力。1929年《大学组织法》改大学组织结构为系科制之后，彰显学术自治的制度形式——教授会，以固定会议制度方式影响学校、学系层级的决策。此时，学术自治关联大学治理的基本权力结构与组织形态。（二）大学学术自治的实质理解大学是研究、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是大学机构经久不变的社会功能。对于学术自治的理解，要立足于大学是学术性组织这一基本认识。阿什比从大学整体角度指出，按照大学自身内在逻辑，大学是在它所能利用的资源范围内，按照教师的意志发展。[5]插手干预大学“应以学者们的手为主”，让大学免于受到非学术的干预。所以，大学学术自治内涵是对整体大学机构（团体）而言，而非学者个体。按照实质性自治和程序性自治的划分，理念层面上的学术自治，从组织定位和组织目标上回答大学“是什么”的问题；制度层面上的学术自治，从大学组织结构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