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力资本及其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Lucas模型的空间计量分析其次，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凝结于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隶属于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教育人力资本更是以劳动力为载体，通过教育引领知识进步，以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那么，教育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是否同样受制于人口的迁徙与劳动力的转移？直接溢出与间接溢出又分别遵循怎样的实现机制？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将人口城镇化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后，差分GMM与系统GMM所得结果大体相同，方程依旧保持了较好的稳健性，教育人力之本的估计值分别为0.14与0.183(表4第二、四列)，显著低于未引入该变量之前的0.169与0.21。我们认为控制其他因素稳定不变后，人口城镇化引致的城乡、区域、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间的劳动力转移，并不利于教育人力资本以直接溢出的形式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第三，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方程(6)的回归结果表明(表4第5、第7列)，差分方程下教育人力资本的空间聚集效应为-0.001，空间溢出的负效应微弱且未能通过皮尔逊系数的检验；而在系统方程中，空间聚集效应由负转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省域教育人力资本空间聚集提升1%，对临近省域的产生0.042%的增长效应，验证了新经济地理学同样适用于教育溢出，表明人力资本不仅对区域经济具有增长效应，其空间聚集对地理位置临近省域的经济增长亦可产生推动作用。此外，控制人口城镇化的因素后，差分方程中教育人力资本空间效应由负转正，其弹性产出虽然仅为0.0002且依旧不显著(表4第6列)，但业已验证了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迁徙与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教育人力资本在地理空间上的聚居并发挥其增长效应；同时，引入控制变量后的系统方程，教育人力资本空间溢出项的弹性产出为0.056(表4第8列)，与控制变量前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最后，通过近年来人口城镇化的加速，结合方程(5)与方程(6)的实证研究结果，探讨人口迁徙与劳动力转移在直接溢出与间接溢中的作用机制。上图利用城乡人口比作为城镇化的代理指标，截取相应年份绘制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核密度函数图。从图中可知，城市人口的核密度函数估计呈偏态分布并伴随着左拖尾的统计特征，2000到2013年的核密度函数不断右移且变得更为陡峭，右尾函数估计值具有较高的精度；核密度函数在右移的同时，峰值逐年攀升，表明省域城市人口的扩大，不断加速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但是，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引致的人口城镇化加速，推动经济的增长效应主要通过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以及分工与专业化而实现，而教育人力资本在城镇化过程中，实质上是接受高层级教育形式的劳动力在城乡、区域、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间的转移，而该转移过程则在客观上加速着作为迁入地的农村、中西部、贫困地区，吸纳作为迁出地的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通过城镇化放大了教育人力资本空间聚集的增长效应，形成以城镇、经济发达地区为轴心，向农村与贫困地区发散的辐射效应；也正是由于近年来的人口流动加速，频繁了区域间教育人力资本的交流与合作，使得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直接溢出效应，以提升其他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并弥散至整个辖区的增长效应。因此，城镇化在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过程中，对直接溢出与空间溢出施加正负相异的影响。五、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利用1996-2013年我国29个省市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人力资本溢出的Lucas机制，考察了教育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差分、系统GMM与空间GMM的工具变量法，检验了教育人力资本直接溢出与空间溢出的增长效应。结果显示：第一，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刻画的教育人力资本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正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量lnEduc的滞后项逐渐正向显著，三阶滞后的弹性产出为0.369，说明作为生产要素的教育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具有增长效应；第二，教育人力资本存在正向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直接溢出与空间溢出均可推动经济增长，增长效应分别为0.183与0.056，但两种溢出效应作用经济增长时却分属不同的路径。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的高、低阶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