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士铎与曾国藩交游研究摘要：晚清学者汪士铎学识渊博，尤长于舆地之学。咸丰九年（1859）因战乱投奔胡林翼之际与曾国藩相识，后入金陵书局以校书为业。汪士铎与曾国藩之间的往来，多涉及刻书之事，而二人交情之深厚，却非学术思想上的志同道合。汪士铎与曾国藩相识之初，便积极为曾国藩的军事布防出谋划策，可以说，真正支撑起二人交情的是统一战线上的同仇敌忾。关键词：汪士铎；曾国藩；学术思想；同仇敌忾：张鑫洁，女，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近古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二月河，男，本名凌解放，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近古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I206.5文献标识码：A：1000-7504（2017）06-0128-09汪士?I（1802―1889），初名鏊，后易名士铎，字振庵，改字晋侯，别字梅村，号悔翁，晚号无不悔翁，江苏南京人。治学无门户之见，讲求经世致用，精于“三礼”，工于舆地，被誉为“江宁一大儒宗”[1]。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后三次赴会试，均不中。汪氏一生著述丰富，惜多毁于战火。现存《水经注图》《南北史补志》《胡文忠公抚鄂记》《上江两县志》《续江宁府志》等，以及个人诗文集《汪梅村先生集》十二卷附《外集》一卷、《悔翁诗钞》十五卷附《补遗》一卷、《悔翁诗余》《悔翁诗续钞》《悔翁笔记》《梅村剩稿》等，另有《汪悔翁（士铎）乙丙日记》。汪士铎喜舆地之学，又师从胡培?研习经术，提出“学史第一”“地舆第二”兼及“词章之学”[2]（P50）的治学思想。重视个人性情在治学选择上的重要性，因亲历战乱，尤厌性理空谈之弊。汪士铎的学识与人品深受胡林翼与曾国藩的赏识，亦为时人所钦服。胡林翼云：“雅性好学，藏书二万六千余卷，闭户绝庆吊，?P花木、读书为乐。国朝学人率自经史、秦汉诸子外，天官、历算、舆地、职官，苍雅典礼之属，靡不综?。”[3]（卷12）曾国藩以“芳洁欲师陶靖节，湛冥略近蜀君平”[4]（P529）相推重。方宗诚有“学问浩博，尤长于地舆。留心时事，不逐声利”[5]（P56）之叹。一、相识相交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围攻金陵，正准备北上会试的汪士铎在被困城中九个月后逃往安徽绩溪避难。咸丰九年正月入胡林翼幕府。汪士铎与曾国藩的交往即肇端于此：“及林翼督师皖北，与先生简牍往复无虚日，于时局裨益为多，用是遍识曾国藩、朝邑合肥相国诸人。”[6]（P737）咸丰九年八月廿三日，曾国藩抵达武昌府城。两日后，汪士铎与曾国藩正式相见――是年，汪士铎58岁，曾国藩49岁：中饭后会汪梅村，名士铎，绩学士也，江宁人，庚子举人，出胡中丞门下。江宁城破，陷贼中年余。后逃出，至绩溪山中。去年，胡中丞请之来鄂督，修《读史兵略》一书。其学精于舆地，曾补画《水经注》图，又精于小学，又曾作《南北史补注》。[7]（P463）汪、曾的首次会面十分愉快，曾国藩在随后致胡林翼的书信中对汪士铎赞赏有加：“得见汪梅村，洵积学之士。”[8]（P228）九月初三日，曾国藩离开武昌回黄州，汪士铎仍留胡林翼幕府。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去世后，汪士铎继续留鄂以编纂胡林翼遗集为职，直至同治三年（1864）重返金陵。在此期间，丁取忠就是否聘请汪士铎为箴言书院主讲一事与曾国藩相商。箴言书院由胡林翼一手创办，创办之初便得到曾国藩大力支持。在曾国藩看来，书院以培养科举人才为职，书院山长的任用有两大标准：精通八股及经史之学，以学识服人者为上选；重视制艺，能够鼓励士子学习八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者为次选。考虑到汪士铎弃时文已久，加之年事已高、患有眼疾且有归乡之志，因此，曾国藩认为汪士铎不适合担任书院主讲一席：承示箴言书院来岁开馆，拟请汪梅村兄主讲。鄙意书院常课，必当以举业为主，非精熟八股、八韵之学，则群弟子不相亲附；若八股、八韵既足服应试者之心，而经史古文又足厌高才生之望，此为山长上选，不可多得。其次则以八股、八韵为重，易以鼓舞士心。盖应试者多而高才者少，天下皆然。譬之蒉桴土鼓，古则古矣，而不适于耳；茹毛饮血，古则古矣，而不适于口。谁复亲之？梅村兄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素所企佩。但弃置帖括，为时太久，目疾亦难痊愈，阅文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