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的成因分析张学亮①(石油大学,山东东营257061)〔摘要〕当前,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突出表现为轻法意识、畏法意识、无讼意识、伦理意识等。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自身的问题,也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还有法律运行状况及社会控制层面的原因。因此,应多渠道培育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从而实现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法律建设目标。〔关键词〕法律意识;依法治国;熟人社会〔〕D920.4〔文献标识码〕A〔〕1009-1203(2004)02-0050-03农民是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体,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在我国社会法治化的进程中,农民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法治观念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当前,我国农民的法律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主法治意识进步很快,但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因而,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塑造一大批具有现代法律意识的新型农民,无疑是中国社会法治进程中的首要任务。一、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法律意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1985年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普法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但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用综合、系统的眼光来考察,那么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这一历史性命题面前,农民的法律意识毋庸讳言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轻法意识。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人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法律,依然倾向于用非法律方式解决问题,农村秩序的型构与维持所需要的具体素材是长期的乡间生活所供给的,诸如“族外交涉”、“差序格局”和“爱有等差”,农民建立自己的行为预期时,习惯于依赖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确立的行为规则,而不依赖或不主要依赖法律所提供的制度资源。除非万不得已,它一般不会主动邀请国家正式法律的介入。例如,在处理日常生活纠纷时,老百姓想到“托人”“、私了”“、上访”,很少会想到要“靠法”。中既“轻法”又“畏法”。这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法律的刑罚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鲜明特色。这种传统法律文化反映到人们的意识观念上,导致了对法律的狭隘认识。时至今日,仍有老百姓把“被告”视为“罪犯”的同意语,而国家倡导法治,老百姓想到的并不是通过法治实现权利,而是想到“严打”,想到“从重、从快、从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苛刑的畏惧心理。(三)无讼意识。“知足者长乐,能忍者自安”是我国广大农民的生活格言。在他们看来,遭遇不幸怨不得别人,而是自己的命苦。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为好人所不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诉讼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把打官司看作不光彩的事,遇到纠纷逐渐倾向于诉诸法庭。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人缺乏诉求意识,缺乏寻求法律救济的主动性。即使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他们也会采用“和为贵、忍为上”的方式来处理,宁可委曲求全,也不愿走向法庭,更不会主动自觉地寻求法律的保护。对此,新闻传媒常有各种典型事例报道。于是,一位敢于打官司的农村妇女形象———秋菊,竟成为一种典型形象,甚至被赋予了某种传奇色彩。1(四)伦理意识。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基本的生产单位就是家庭,在这种封闭的经济体系和简单的社会模式里,人们之间彼此熟悉,关系相对单一,形成了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彼此连心肝都了然”的熟人社会。①〔收稿日期〕2003-12-12〔作者简介〕张学亮(1974-),男,山东东营人,山东东营石油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讲师。50---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村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但还只是在狭小、有限的范围和层面内进行,并没有导致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转变。特别是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后,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组织又得到重新恢复和发展,农村成员仍旧生活在熟人社会中,更注重亲情、乡情,而排斥、逃避国家法律。(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