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日记》与中国明清小说戏曲李朝正祖四年（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因中国乾隆帝七十大寿在即，朝鲜李朝组成进贺兼谢恩团赴华，著名学者朴趾源随其堂兄、使团正使朴明源同行。访华团入辽东，经北京，抵热河参加庆贺大典后返国，历时共两月有余。在这期间，朴趾源详细地记载了沿途的见闻、交往与感受，并又每每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与评论，最后汇集成书，这就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热河日记》。围绕《热河日记》从政治、历史、思想以及礼仪制度等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者可谓多矣，而本文则将以载录原文加按语的方式，介绍与考察该书中所涉及的中国明清时的小说与戏曲。其人欣然舍桨而来，余腾身载其背，其人笑嘻嘻，入船出气长息曰：“黑旋风妈妈，这样沉挑时，巴不得上了沂风岭。”赵主簿明会大笑。余曰：“彼卤汉不知江革，但知李逵。”赵君曰：“彼语中带意无限。其说本谓李逵母如此其重，则虽李逵神力，亦不得背负逾岭，且李逵母为虎为啖，故其意则以为如此奴肉，可畀铵虎。”余大笑曰：“彼安能开口，成许多文义？”赵君曰：“所谓目不识丁，正道此辈，而稗官奇书，皆其牙颊间常用例语，所谓官话者是也。”《热河日记·渡江录·六月二十四日》按：《热河日记》开篇伊始，朴趾源就提到中国通俗文学中的名著《水浒传》。若联系当时背景考察他们的议论，便可发现这可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传播史上的重要史料。自明末以来，《水浒传》一直遭封建政府禁毁，正如乾隆元年（1736）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所说：“《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乾隆时阅读这部小说仍为犯禁之事。乾隆三年（1738），中央政府通令各省督抚并转饬该地方官，必须严厉执行禁毁小说令，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水浒传》的禁毁。上谕还严词责令：“凡有收存旧本，限文到三个月，悉令销毁。如过期不行销毁者，照买看例治罪。”（注：《劝毁淫书征信集》，转引自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所谓“买看例”，是指康熙五十三年（1714）朝廷议定的禁毁小说法令中“买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的惩罚条例。乾隆十九年（1754），朝廷又一次通令全国：“《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注：恭阿拉等：《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清政府担心“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的传统遭到破坏，故而特别禁止满人接触所谓的“淫词小说”；关外东三省，特别是“盛京地方，乃本朝创业之地，关系甚重”（注：《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三十一。），故而查管尤严。可是，通俗文学却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蔓延，甚至语言隔阂也不能成为传播的障碍。鉴于这种情形，乾隆帝于乾隆十八年发布上谕，严厉谴责将《水浒》、《西厢记》等作译为满文：“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上谕还要求八旗大臣、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注：《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十三。）对照这一背景，朴趾源记载的意义就显示得十分清楚。首先，那位中国船工引用李逵故事时的地点是辽东，其次，那位中国船工被朴趾源称为“胡”，即当为满族人，这证明了乾隆的上谕并非无谓---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而发，《水浒传》在东北，以及在满族人中确实在流传。当然，那位中国船工未必就阅读过原著，但他可以通过听说书讲唱等其他途径熟悉那些故事。第三，就目前所知，关于乾隆时《水浒传》在东北流传的情形，我国鲜有直接的资料记载，因此朴趾源的描述，可补中国古代小说传播史料之缺。当然，朴趾源本人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当时他甚至不太清楚中国禁书的状况（但他到了北京后，就很快地了解了这方面的动态），两位李朝士人对此情形的理解，也仅如赵明会所言：“稗官奇书，皆其牙颊间常用例语，所谓官话者是也。”朴趾源的这段记载无意中又透露了一个事实，即当时不少李朝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