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长教育学术背景研究以115所“211工程”大学校长为例（十）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聚类分析本研究选取是否拥有海外求学经历、首次当选现任职大学校长时的年龄、最高学位层次三个作为变量，利用组间平均距离法进行归类，对115位中国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进行了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适龄当选、海外求学”，共89人；第二类为“低龄当选、国内培养”，共25人；第三类为“高龄当选、海外求学”共1人。第一类大学校长当选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1.06岁，第二类校长当选为43.08岁。从年龄层面上分析，第一类校长当选校长的平均年龄符合国际大学校长的普遍当选年龄，该年龄段的校长在工作经历的丰富程度、身体健康程度等方面处于良好状态，尤其是该年龄段校长的改革创新意识较强，工作热情较高。第二类校长较为年轻，属于“少壮派”，适合对学校开展各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今教育改革之际，此类校长更适合作为改革的开拓者。在海外求学经历方面，第一类校长中拥有海外求学经历的有30人，占总数89人的33.7%；第二类校长拥有海外求学经历的仅有4人，占全部21人的19%。第二类校长更多为国内求学后通过晋升当选校长的。同时，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最高学位类别、海外求学经历、毕业大学数量、是否现任职校校友、是否博士生导师等因素在“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校长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而最高学位层次、是否名校毕业、发表高等教育方面研究论文、是否院士等因素在二者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大学校长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是大学校长思想的重要基础，是成为校长及校长遴选的一个重要参考[23]。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首席学术领袖，其教育学术背景对其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笔者对115所211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据此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一）主要研究结论第一，拥有博士学位的理工科大学校长治校是主流。其在一定程度上与特殊历史环境有关，即现任大学校长接受高等教育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模式主要受苏联影响，并与传统教育思想中重理轻文的现象密切相关，也与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服务经济建设，强调理工学科导向有关。第二，专业性大学校长治理专业型院校匹配程度较高。这主要与中国大学校长的权力来源有关。中国大学校长任命权主要掌握在教育主管部门，大学的真正所有者实际上是以排他的方式代表全体公民的政府部门，具体就是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教育部（以及教育厅/局）[24]。第三，大学校长是任职校校友和名校毕业的现象比较普遍。其主要原因在于知名大学具有良好的传统与优质的师资队伍，大学校长在知名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可以受知名大学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有助于其成长。第四，大学校长国际化程度偏低，海外求学或访学主要集中在教育发达国家。大学校长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大学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海外求学或访学经历是国际化的重要指标，大学校长国际化程度偏低，容易局限其视野。第五，大学校长以拥有博导头衔的学术精英为主体，但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不足。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的知识，需要学术精英进行治理[25]。然而，其对高等教育研究不足，不利于其把握教育规律进而领导大学建设和推动学科发展。（二）主要政策建议---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第一，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兼顾本校校友与外校精英、内部选拔与外部选拔。本校毕业的人担任本校的校长有利有弊，利主要体现在其对母校更熟悉、更有感情，更了解学校的历史，更能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更清楚学校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以便于管理；弊端主要体现在校长太熟悉本校，在管理过程中可能更容易受制于本校长期形成的复杂人事关系，也难免限于“局内人”的困境，从而使学校缺乏必要的“冲突”进而妨碍学校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校长毕业于本校也使得校长的视野偏于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