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列文森（JosephR.Levenson）[1]，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Sather”讲座教授，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才华横溢、识见深刻、风格独特，被称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作为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巨擘，他首次在西方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时至今日，他的一些思想洞见仍熠熠闪光，有深刻启示作用。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仍令今人无法回避。柯文（PaulA.Cohen）曾这样写道：“列文森在探讨近代化和文化演变问题上，锲而不舍，富有想象，在美国战后数十年研究中国的史家中堪称首屈一指，在许多读者心中他的著作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他在五、六十年代“具有巨大魅力”，“是一位令人不得不正视的人物”[2](P47)。确如柯文言，列文森在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他生前曾经获得过多项重要的研究奖金：1954-1955年获富布莱特基金会研究奖金；1958-1959年获行为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奖金；1962-1963年获古根海姆研究奖金；1966-1967年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研究奖金。不幸去世后，为纪念他卓越的中国学成就，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中国和内亚地区理事会还专门设立了“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奖给每年美国出版的杰出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必须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体、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的贡献。列文森去世两年后，其遗著《现代中国：一本对其进行阐释的选集》出版，魏克曼（FredericWakeman,Jr.）等中国学家撰写序言，再次赞扬了这位去世的中国学大家。序言写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列文森在人格和知识上比我们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接近于一个思想家。他对我们思想和工作上的影响一直是巨大的。实际上，对于整个一代研究亚洲历史的学生而言，他不仅使学生们很好地感受和理解过去的中国和她的心灵发生的革命，还使学生们感受到中国过去的辉煌和她的衰落的痛苦。”[3]施瓦茨（VeraSchwarcz）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列文森的意外去世不仅是美国汉学的一个损失，而且使美国汉学变得不完整”[4](P350)。（二）列文森才思敏捷，勤于笔耕，著述丰富。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分别是：《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LiangCh’i-ch’aoandtheMindofModernChina）（1953年）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ConfucianChinaandItsModernFate）（1958、1964、1965年）。列文森问津中国近代思想史，始于他对梁启超的研究，所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一书为其博士论文，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再版，是书为海外梁启超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出版使列文森一举成名。---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一书里，列文森与梁启超的心灵展开对话，重点探讨了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列文森在讨论中提出了“历史—价值”二分的观点，即“每个人都在情感上忠实于历史而在理念上则信守价值，并总欲使二者相结合”[5](P1)。他指出，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其成员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人热爱自己的文明，不仅因为他们生在这种文明之中，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美好的，是有价值的。然而，“在十九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中被撕裂了”[5](P1)。他的这一发现一度为许多学者所称道，也为一些大陆学者所认同。在大陆学界，这个命题被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历史与价值的张力”。列文森还提出了“理智—情感”二分的观点，即将一个人的理智和情感区别开来，指出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离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情感上仍然倾向本国传统”[5](P1)。“在理智上疏离而在情感上倾向他的传统”（intellectuallyalienatedandemotionallytiedtohistradition）[5](P219)这句话，成为列文森贯串全书的一句名言。列文森在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坚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