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动因、特征与绩效基于“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文本分析第四，学前教育体制改革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在2008年的首届评比中，学前教育创新的频次为零，到了第二届，出现了3个创新案例，而在第三届评比中，这一数字升至11，增幅高达266.7%，可称之为“飙升”。这种非正常增速，必然是某种外力强力推动的结果。原来，2000年后，政府决定将学前教育的“接力棒”交给社会力量⑩，而社会力量短时内又无法承担这一任务。于是，学前教育问题日益突显。中央对此高度关切并采取了系列针对性措施⑾，各地也纷纷开始创新学前教育改革。这可能是2012年创新评比中涌现出十余个学前教育改革创新案例的重要原因。当然，在这之前的2010年，也有三个学前教育改革创新的案例，说明有部分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并积极回应学前教育问题，体现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特征。四、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动因、外部参与和绩效(一)创新的动因结合申报材料和表5的统计数据，可以得到以下发现：表5创新动因的分布情况动因上级政府压力社会公众需要组织发展需要管理对象触动NG0促动其他动力频次4031670012比例25.2%19.5%3.8%44.0%0%7.5%---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第一，创新是倒逼的结果。从数据上看，“管理对象触动”高居所有创新动因之首。在原始申报材料中，谈得最多的就是下辖学校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比如教育资源匮乏、管理自主权不足和办学体制约束等。作为主管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作出及时的回应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从而形成教育制度创新。这种类型的创新，可将其归类为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倒逼”型改革[17]，具有被动型改革特征。第二，创新是上级压力的结果。从比例上看，四个创新案例中，就有一个创新动力来自于上级政府的压力。从原始材料看，这类创新既有源于“条条”的压力，也有来自“块块”的压力。这既说明了地方政府创新性地开展教育工作以积极回应上级的政策要求，也传递出教育工作在一级政府全盘工作中地位不断上升的积极信号。然而，这种创新动力，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教育创新的“被动性”特征。第三，创新并非源于对公众的回应。从统计数据看，“社会公众需求”只有31个频次，占所有创新案例的比例不到20%。一般而言，在现代民主社会，对公众的回应作为基本的政治价值[18]，是政府生产和修正政策的基本动力。在教育问题上，政府对回应性的追求应该更加热切，因为对教育的终极评价者是学生及其家长。他们将自身对教育的理解、意见和不满表达出来，将这些“呼声”传递给政府，让政府意识到公众的教育需求，进而重新审视现行政策，并作出相应的政策回应。这才是我国教育制度创新的应然动因。第四，创新和“组织发展需要”以及“NGO促动”基本“不搭界”。实际上，地方教育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行政部门自身存在的机构臃肿、效率不高和定位不清。令人惊讶的是，在申报材料的描述中，即使“行政制度改革”类的创新，也大多是“外部压力”的结果而鲜有“组织发展”的需要。这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教育改革的不自觉性。更令人诧异的是，在159个创新案例中，竟没有一项创新源自于NGO的促动。NGO在创新中所受的冷遇或缺位，确实值得深思。(二)教育制度创新的外部参与结合申报材料和表6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表6创新外部参与的分布情况---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外部参与家长社区企业志愿者国外学校调研人员社会办学力量小计频次57154222661比例3.1%4.4%9.4%2.5%1.3%1.3%16.4%38.4%从数据上看，教育制度创新案例具有明显的“封闭”色彩。在159个分析对象中，只有57个案例在申报材料中明确说明了教育制度中的外部参与主体，且除了4个案例有两个外部主体之外，其他53个创新案例均只有一个外部参与主体。这种“低开放”水平，或者说明外部参与确实寥寥无几，或者说明外部参与不占重要地位，没有明确提及的必要。不论何种原因，教育制度创新中外部参与不足且主体分布不均确是不争的事实。第一，社会办学力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外部参与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