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国家与社会”是学术理论界颇为流行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的运用使我们看到了以前考察中国政府与政治时难得一见的某些领域。通俗地讲，国家与社会研究的是传统上所说的“官府”与“民间”的权力的界定、变化或交换，进而发现关于社会秩序的制度与规范的变化。在国家与社会研究中，核心问题是围绕“公民社会”展开的。公民社会的核心就是观察社会组织的自主程度。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用“党和国家与社会”或许更能准确地表达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不管如何称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事实上就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问题的提出：背景现实的变化刺激着新理论的产生。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理论也应该对现实做出反映。事实也是如此。面对中国发生的巨变，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国内：邓小平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广泛、深刻而又急剧的变化，激起了学术界重新探讨中国的发展方向、道路及策略的热情。中国是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必须做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的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获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政治变革导致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普遍的失范，作为对这种失序状态的回应，政治结构往往向传统回归，借助军事力量并利用原有的或改造过的象征性符号系统来解决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而这又使业已启动的政治结构转型腹死胎中。对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困境和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所进行的思考。在现代化基本问题的认定上，必须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观”替代“权威本位（转型）观”。中国现代化若要摆脱历史的恶性循环，走出两难困境就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关系作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建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国际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及前苏联等国家为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西方思潮流派将这一现象视为“西方价值、理念和制度的胜利”，这一判断的预设就市民社会而言，乃是指立基于西方经验或观念的市民社会而型构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可以跨越空间，超越文化或传统的具有普世效度的结构性框架。二、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与第三部门密切相关的一个研究领域。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与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第一部门与第三部门的相互关系。在改革前的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域笼罩一切，不存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市场和第三部门。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以及第三部门的浮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开始出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随之兴起。总体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主流理论范式是现代化理论，关注的核心话题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其中，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行论是相互竞争的两种主要观点。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和社会问题的突显，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于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主流的做法是运用西方的框架分析中国的问题，其中市民社会和合作主义是两个主要的理论框架。其中市民社会是主流话语。市民社会的倡导者不再“盯住上层”，而是“眼睛向下”，更加关注国家之外的社会领域，希望通过培育社会领域中的自治组织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21世纪前后，“三部门理论”开始出现。此种研究范式比较关注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社会领域中社会组织，认为第三部门有相对于政府、市场的独特优势，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典型的就合作主义或者是法团主义。（1）市民社会模式。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最先流行的分析框架。最先把市民社会理论引入中国研究的是奥斯特咖德（ClemensStubbeOstergaard），他用“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八九事件”。托尼塞奇TonySaich也指出，有关当代中国和市民社会的早期文献，关注的焦点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几乎所有的不协调或反政权的行为都被视作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