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呼唤文艺管理研究周建平文艺管理体制研究是一个创新度较大但又是相当难做的课题。从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的信息检索来看，相比于文艺学、文艺理论、管理学的研究而言，文艺管理研究成果不多，对该问题系统、学理性的研究较为薄弱，与中国文艺建设与管理的快速发展要求极不相衬。以新时期中国文艺管理作为研究对象，用比较方法对国内外文艺管理的历史、模式、特点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文艺管理问题的提出笔者曾经向一位著名学者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文艺管理成立吗？他说，文艺是艺术家自己的事，创作怎么管理？不要管理。我又问，从政府而言，需不需要对文艺部类发展进行布局？政府有没有责任对文化艺术硬件设施进行必要的建设？需不需要制订政策和法律扶持本国本民族高雅艺术和民族艺术的发展？需不需要组织对外文化交流？在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今天，要不要保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再说，作为艺术家，要不要有法律来保护他们的基本创作权益？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文艺管理古已有之。据《周礼》记载，我国商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大司乐为首脑的音乐机构，人数达千人以上，里面的分工细密，并有专门进行管理的各级官吏。汉武帝时,专门设立乐府机构,广泛吸收、搜集民间艺人和民间歌舞。北宋的教坊分十三部，设教坊使总管事务，下设副黔辖，都管，掌管仪范三千副职。明代在礼部以下设教坊司，据《明史·职官志》载：“教坊司奉容一人正九品，左右韶午各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并从九品掌乐午承应，以北乐户（指未备排演戏曲的人）充之。”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政府直接组织和管理戏剧的创作、演出和评奖。实行“观剧津贴”，发挥戏剧教育群众的作用。南北朝时期，官府已经采用法律法令管理艺术演出。之后，历代都有所发展。后魏时，“太乐奏伎，有倡优为愚痴者，帝以非雅戏，诏罢之”。（《魏书》十一）唐初，高宗李治龙朔元年（661年）“皇后请禁天下妇人为俳优之戏，诏从之”。宋代，禁戏的事开始见之于法律条文。明代祝允明在《猥谈》中说---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到宋代明令禁演南戏《赵征女》。在《元史·刑法志》和《元典章》中记载了以严刑拷打、罚俸流放，甚至处死的条文，限制民间演出活动。“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制之。”明代的《大明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同罪”。清代沿袭了历代禁演的规定，更加严格了有关法令。清顺治九年（1652年）世祖福林就曾经下令严禁“琐语淫词”、“违者从重救治”。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管理的形成和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无政府管理阶段，现代管理体系的确立阶段，文化管理的调整、改革阶段。逐步形成了美国的“社会调节型”、法国的“多元交叉型”、瑞士等国的“分权自治型”等多种文艺管理体制。从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20世纪中叶，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欧美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主张自由竞争，无暇顾及也不愿费心去关注文艺管理。在这一阶段，各国均无单独设立的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也未制定成文的文化政策和相应法规，官方对文化艺术活动几乎不加过问，任其自由发展。这一阶段为无政府管理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采取各种措施，确立并逐步完善了现代化管理的体系。其主要做法：一是建立官方文化管理机构实施对文化艺术活动的管理。二是通过中介文化代理机构实行间接管理。三是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调节文化政策。这一阶段为现代管理体系的确立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西方文化市场进入了所谓“文化产业化”时代。在此阶段，西方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着文化管理体制的调整。这一阶段为改革阶段。一方面，进一步改革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合并管理职能，扩大管理范围，实行大文化概念，加强对文化的干预；另一方面，强调振兴民族文化的政策，加大政府对严肃艺术的支持力度，出台新的文化经济法规，成立有关机构和采取相应措施，着重规范娱乐性文化市场，大力鼓励社会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