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竞争性科技资助与中国大学基础研究摘要：2006—2010年，中国大学学术研究产出不仅落后于中国政府对大学科技投入增加的幅度，还落后于高校应用研究产出增加的幅度。中国大学基础研究产出相对于应用研究产出呈现减少的趋势。通过建立3个图形模型，分析了竞争性科技资助制度造成基础研究寻租成本上升、基础研究产出被虚夸、基础研究真实成本被掩盖与中国大学近年来学术研究产出相对减少之间的关系。提出中国政府需要增加非竞争性资助在科技资助中的比例，重视对创新程度大、不确定性高、研究基础较为缺乏的前期研究项目的资助，充分发挥大学基础研究的优势。关键词：竞争性科技资助，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大学专利0引言科学研究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私人组织一般无法获得科技投入的全部收益，从全社会来看技术创新投入水平无法达到社会最优位置。因此，世界上各国政府都通过“有形之手”，对从事技术创新的组织进行补贴。中国政府也不例外，除提出“科教兴国”国策外，在财政支出上对科技投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发现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高校科技经费的比例从2008年的0.250%上升到2009年的0.344%、2010年的0.399%。然而，中国政府对大学科技投入的加大，并没有带来高校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的同比例上升。表1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是2006年的2.52倍，其中于政府和企业的科技投入分别为2006年的2.37倍和1.96倍；2010年高校科技论文数量和科技论著数量仅是2006年的1.28倍和1.10倍；但是，2010年高校专利申请数量却是2006年的2.97倍，其中专利授权数量为2006年的3.11倍，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为2006年的2.72倍。这表明，中国高校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出版数量的上升落后于政府对高校科技投入和基础研究投入的增长速度，而专利产出速度不仅超过了学术研究产出速度，还超过了政府---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科技投入、高校基础研究乃至高校各项研究经费的增长速度。随着政府科技投入的增加，中国大学学术基础研究产出数量相对于专利研究产出数量在逐渐减少。由于专利研究相比于论文和著作的商业化程度更高，因此中国大学越来越多地走出“象牙塔”，中国大学科研变得越来越企业化。中国大学科学研究越来越市场化，意味着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大学科研的企业化削弱了大学传统的学术研究或者基础研究功能，就会影响大学传统的技术溢出功能并制约社会技术进步。中国政府对大学的科技投入越来越多，而大学回报给社会的却是相对越来越多的商业技术专利产出和越来越少的学术研究产出，这是否有悖于政府对大学科技补贴的初衷？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政府对大学科技资助的初衷，然后研究中国当前的竞争性科技资助政策与大学基础研究相对产出减少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若干建议。1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和政府对大学科学研究的资助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组织（NSF）的定义，基础研究是指“科学知识进步的原创调查，它在短时间内不具有商业目的和价值”。基础研究也可以称为学术研究或科学研究。Nelson[1]认为，基础研究是推进知识进步的人类实践，人类知识的突破依赖于科学研究而非发明或者应用研究。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停滞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基础研究而单纯重视应用研究，其经济发展是很难持续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大学基础研究对产业创新有巨大的辐射和推动作用。Mansfield[2]研究发现，如果缺乏大学学术研究的帮助，美国企业有11%的产品创新和9%的工艺创新将无法完成。Rosenberg等[3]实证研究认为，美国大学的科技活动对农业、计算机产业、制药业和航空产业技术进步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Kim等[4]实证研究发现，美国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制药业和半导体产业在1985—1997年雇用有大学研究背景的研究人员呈现递增趋势，表明美国大学学术研究对美国产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尽管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但是社会私人组织的基础研究投入和产出距离社会理想数量还有一定差距。这是因为，相比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