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新时尚-“性贿赂”问题研究腐败新时尚：“性贿赂”问题研究摘要：“性贿赂”已成为破坏经济秩序，腐化国家工作人员的祸害之一，但现行刑法对其无能为力。“性贿赂”具有社会危害性、普遍性和多发性，但仅靠道德规范来调整“性贿赂”已显得软弱无力,这就需要归结出对“性贿赂”立法的现实法律依据，探索出对“性贿赂”进行定罪量刑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建议。关键词：腐败；新时尚；“性贿赂”；性服务；非财产性利益:D90-054文献标志码：A：1002-2589(2013)14-0104-02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性贿赂”现象频繁发生，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然而，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没有规定对“性贿赂”的定罪处罚，所以尽快制定有关“性贿赂”的法律，对惩治这种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一、对“性贿赂”立法的现实必耍性分析从古到今，我国历朝历代法律一直将贿赂定为财物，在人们的心理已形成这样的定式：即受贿是以获得金钱与财物的多少为衡量标准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相互赠送礼物、迎来送往、礼尚往来是表示相互友好、关系密切的重要形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贿赂的范围自然就比较小；而当前我国作为一个现代意识较浓的国家，社会关系复杂，人际交往现实，重利轻义现象频繁，因而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要求就必须更为严格，贿赂的范围也应当更加宽泛，因此，在加大对财物贿赂犯罪打击力度的同时，绝不能漠视非财产性贿赂的存在，必须把“性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归入贿赂罪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打开，西方的“性解放”等腐朽思想传入国内，更是滋长了“性贿赂”等腐败行为的嚣张气焰，当前的贿赂犯罪正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色交易”;在司法实践中，被揭露惩处的贿赂犯罪分子中，不少有“性贿赂”的问题。对此，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明确表示，“性贿赂"同样属于犯罪。媒体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国民都赞成给“性贿赂”定罪[1]66。(―)对“性贿赂”立法的现实法律依据从刑事立法方面來考察，我国现行《刑法》对贿赂的内容规定为财物和金钱。而“性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均未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这说明：“性贿赂”在立法界是一个敏感话题，基木属于立法禁区。然而，将“性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罪在理论上是基木成立的，因为贿赂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这种犯罪行为扰乱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秩序，影响了国家职能的正常发挥，严重侵犯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贿罪的直接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间接客体是国家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非财产性利益也能满足受贿者的需求，尤其是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从而达到交换职务行为的目的,这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在司法实践中，随着非财产性利益贿赂案件的增加，立法界应该逐步打破贿赂的财物说观点，将“性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犯罪纳入法律调整范畴，这不仅可以为司法机关严厉打击贿赂罪提供法律依据，而且有利于加快我国反腐败的国际化进程，从而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弐)“性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性贿赂”的蔓延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构成巨大危害，其具体表现如下。第“性贿赂”诱惑力极强，对部分腐化堕落的官员，“性贿赂”非常适用。尤其是对某些高官，财物贿赂可能对其没有太大吸引力，用“性贿赂”则能轻易攻破官员的道德防线。这样，“性贿赂”就成为行贿者的首选。第二，“性贿赂”隐蔽性较强，在贿赂过程中可以不留痕迹，难以留下实物证据，不利于司法机关调查取证，也就难以受到法律的惩治。第三，“性贿赂”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既可以是行贿者为公职人员提供色情场所的性服务，还可以为其养情人、包“二奶”提供便利条件，从而达到“权色交易”目的。这使得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行贿者“开绿灯”，甚至为色情业、黑社会提供“保护伞”O第四，“性贿赂”的效能具有持续性。某些官员一旦接受了“性贿赂”，便难以自拔，腐败到底。一方面，“性贿赂”潜移默化的腐蚀性使拒腐力差的官员完全放弃了廉洁，铤而走险地去贪污公款，结果走向更严重的犯罪道路，这种恶性循环给国家、给人民造成更严重的损失。另一方面，行贿者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