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思潮的现代性嬗变【内容提要】“文艺大众化”是纵贯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的主流观念，它先后经历了“五四”国民文学启蒙、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工具、“文革”灵魂专政教化与当代商业传媒大众文化嬗变。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以现代性为标尺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同，本文不取将现代性作为价值目标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将现代性作为一个反思的框架，在清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关键观念同时，让自己走出受支配状态（此即康德所谓启蒙）。一“文艺大众化”是20世纪左翼文学的一个口号，本文用以指代一种文学—文化观念立场与思潮。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当代大众文化，“文艺大众化”是纵贯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并占据主流支配地位的思潮观念。因而“大众文艺”虽以底层民众代表自居，却恰恰与居于社会边缘的前现代“民间文化”相区别。无论就文学—文化经验的分量或社会历史影响而言，后者都不能与前者相比。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大众文艺”观念的反思，构成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史研究的中心一环。“大众文艺”的主流支配地位主要基于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现代性心态。现代化制度的“民主”及“人民主权”原则与现代性“平等”信念相互支撑①，共同赋予“大众文艺”以“时代呼声”的强音地位。因而，“大众文艺”研究势必结合思想史特别是现代性信念在中国的演进溯源考察。这一研究同时构成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角度。然而，如同“现代性”与“现代化”在现代史上呈现出既统一又对立的复杂多重关系形态一样②，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思潮不同阶段的现代性嬗变，也具有差异乃至冲突的性质（如“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于“五四”文学革命或当代大众文化）。这种嬗变既使不同阶段的断代研究成为必要，同时使贯通各个阶段的思潮统一关联性研究更形困难。困难不仅在于“大众文艺”思潮与20世纪中国极“左”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灾难性使后文革时代已有条件对之反思），而且更重要的是，“大众文艺”思潮深层依托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现代性信念在今日中国已成流行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以市场社会为现代化范型，现代性成为这一范型单一信念与价值尺度。由于这种现代性信念在今日中国有重大急迫的正当合理针对性，因而尚难成为反思对象。作为“现代性”核心的直线进步时间感与历史信念，依托不断加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自我否定地弃“今”向“前”③。“现代性”此种自我否定的更新机---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制，使迄今的各种现代化批判均转化为推进“现代性”的动力④。因此，“现代性”并非某种单一现代化模式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承载各类不同社会目标的进步主义信念（就此而言，它又是现代历史上最普泛的意识形态）。从而，“现代性”成为揭示20世纪中国“大众文艺”各个阶段嬗变又统一关系的深层线索。但是，与9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现代性为标尺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同，本文不取将现代性作为价值目标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将现代性作为一个反思的框架，在清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关键观念同时，让自己走出受支配状态（此即康德所谓启蒙）。二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代表作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如胡适本人所强调:“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⑤即依托“活文学”传播与建设白话文的“国语”。胡适未以“大众”（尤其是“工农大众”）为主题，但他的文学改良基石以及主要的历史成果却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作为“国语”，意味着从思维与行为根基的语言形态上使“大众”成为国家主体。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这同时意味着“大众”登堂入室对精神礼器的占有与解放⑥。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三大主义之首即以“国民文学”取代“贵族文学”。这一取代实质是新文学运动的基调:即使是与通俗文学“礼拜六派”对立的文学研究会所标榜的“为人生而艺术”，其人道观念也已确定地基于现代性的“民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大众文艺取向明确地援引现代性观念。这不仅指新文学运动所倡“国语”、“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