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外部性的收入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摘要：人力资本或教育的外部性可以解释为通过学习的溢出效应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本文从个人收入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平均的教育水平提高对个人劳动收入的影响来度量教育外部性的大小。运用多年城市住户调查（UHS）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两个不同特点的数据集，采用工具变量、代理变量以及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处理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内生问题。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教育的外部回报率显著为正，而且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动者的工资会增长约7.5%～11%，这一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关键词：人力资本外部性，教育，溢出效应一、引言Lucas（1988）把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分为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内部效应是指个体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其自身的生产率水平，从而提高个人收入，外部效应是指社会平均人力资本的提高能促进个人生产效率的提高[1]。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可以解释为劳动者通过学习的溢出效应（learningspillover）提高生产力，劳动者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和技能的交流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人力资本外部性或是教育外部性①的研究可以全面评价教育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并计算教育的社会回报率②，从而为政府制定教育投资政策提供更精确的参考。已经有大量关于教育的私人回报率的研究，但是，教育的私人回报率并不能完全反映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教育对经济的作用，就需要弄清楚教育的外部效应有多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2]。2009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8.5年③，而1982年这一数字仅为5.33④。很明显，中国国民的教育水平已大大提高，---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与教育政策，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实施密切相关。当一个地区或城市拥有更多高学历高技能的劳动者时，外部经济可能就会产生于这些劳动者之间的互相影响。从这一观点出发，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应该对中国劳动者的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结合中国的社会实践，研究人力资本外部性就有了现实依据。理论上，Marshall（1890）首先认识到工人之间的交流为提高生产效率创造了学习的机会[3]。一般研究人力资本外部性多使用宏观数据，国外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人力资本外部性对总体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4][5][6]。使用宏观数据得到的结果并不能十分强烈地支持外部性的存在，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宏观数据的限制。教育水平的测度在不同的国家并不是可比的，教育水平的测量存在严重的误差。因此，一些研究者就使用更为直接、传统的微观经济数据来研究这个问题。Rauch（1993）首先使用美国城市的个人数据估算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他发现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的集中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7]。使用相似的经验模型，其他研究也发现人力资本具有正的外部性[8][9]。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并不显著或是空间距离超过一定的程度后就消失了[10][11][12][13]。目前，我国学者大部分都是从教育总量、教育支出、行业溢出等方面来研究人力资本的外部性[14][15][16][17]。使用中国的个人微观数据来估算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研究比较少，Liu（2007）首次使用1995年我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来研究这个问题[18]。研究表明，教育的外部收益率至少与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一样高，外部收益率范围为11%至13%。徐大丰（2010）使用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显示城市教育程度的提高对高中以下教育程度人员的工资影响为正；但是对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员而言，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19]。李小瑛、陈广汉和张应武（2010）使用CHNS数据但使用的是省份的教育水平，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外部回报率显著为正；高等教育的外部效应有缩小技能工人和非技能工人工资差距的趋势[20]。高彦彦（2009）运用苏北农村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内成员的学校教育投资存在外部性，家庭多个成员的教育投资带来的外部性具有递减的倾向[21]。虽然这些从微观角度出发的文献丰富了我国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