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症”与文化研究中的问题胡适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老话“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直被当作使学术回避现实斗争的遁词而受到批判。然而现在想来，这话所倡导的那种既是实用主义、也是实证主义的学风，毕竟对纠正学术研究脱离实际问题抽象议论的风气是有裨益的。当今中国文艺学和文化研究发展得蓬蓬勃勃，但就所研究的问题而言，也存在着不少需要重新审视的地方。其中有些东西不仅是理论概念的问题，也是更具普遍性的研究方法和态度问题，需要我们关注。一在我看来，当今的文化研究中有一些理论和观念的确需要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重新审视。其中之一就是吵吵了不少年头的“失语症”。这些年来文化研究中所说的“失语症”是指由于西方学术理论、观念和概念大量侵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话语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甚至堆砌外来术语，越来越多地谈论西方理论和观念，似乎找不到表达中国本土经验的语言了，于是被称为患了“失语症”。在许多学者看来，“失语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应对和治疗这个病症。凭印象看，这个观点大致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真正研究一下这个观点提出的实际背景，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中国学术界大量引进西方的新方法、新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即所谓“新方法年”以后的事。“失语症”的提出也是在此后，是90年代前期提出的。按照这个时代背景来看，“失语症”指的就是自西方的新方法和新观念引进后造成的我们自己原有的话语的失落。但仔细想一想，在此之前我们自己“原有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文艺学而言，此前的理论话语基本上是苏联的毕达科夫传授的几个概念，我们关于文学问题的谈论是在“阶级性与人性”、“真实性与倾向性”、“进步性与反动性”、“个性与共性”等几组抽象范畴中进行的。这还不算“两结合”和“三突出”一统天下的时代。这就是我们表达自己的、“本土”的文学经验的话语吗？相比之下，潜意识的象征、原型意象、孤独与荒诞感、影响的焦虑、召唤结构、叙述视角、期待视野等等西方来的新概念难道只是在剥夺我们“原有”的经验而没有为我们表达自己的文学经验提供一点新的工具与可能？严格地讲，如果说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中存在着理论话语不能表达文学经验的“失语症”，那么它是出现在新观念到来之前而不是之后。恰恰是在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新观念后，我们才发现了表达自己真实经验的更多可能性，也由此而产生了对不能充分表达经验的焦虑。无论在引进新观念、新概念中产生了多少食洋不化的概念游戏，毕竟我们正是从这时开始才意识到了话语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与矛盾的问题。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把“失语症”的问题向前推，从更早的文化和话语中寻找表达真正属于中国“本土”文学经验的语言，比如说传统的文学批评语言，那又怎么样呢？当今有的学派的确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然而这样一来却可能发生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经验是否是古代文学批评语言所能表达的？我---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们在谈论西方语言的影响时，有时会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事实：语言影响的背景是文化影响，我们的“本土”经验中早已越来越多地羼入了西方文化带来的新经验。事实上从鸦片战争以后，文学和文学理论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传统的语言无法表达新的来自西方文明的经验。可以说那才是真正的失语现象，换句话说，我们所缺失的是表达新经验的新话语。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从黄遵宪到新文化运动的语言革命。二90年代以来与“失语症”观点桴鼓相应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即认为当代的文化现实是西方文化处在中心统治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在“边缘”，由此而形成了不平等的文化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这种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和对其他话语的影响、控制乃至剥夺的权力，即所谓“话语霸权”。“失语症”通常就被解释为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本土话语的剥夺。如果我们考虑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对抗的历史，要说西方文化在对中国文化行使着或企图行使某种“霸权”，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由此而进一步得出关于“话语霸权”的见解，即认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