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关税税源风险及其识别模型研究摘要：美国以各种借口挑起贸易摩擦夸大其对华在货物贸易上的逆差而忽视其在服务贸易上持续存在较大顺差。信息技术革命使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越来越大，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在信息技术推动跨境服务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化的背景下，关税税源呈现隐蔽化、分散化、微型化的变化趋势。传统关税管理对数字经济模式下的关税税源风险识别存在众多不足。基于关税税源风险的内涵，分析经济数字化发展进程中关税税源风险因素及识别关税税源风险的数据采集途径，从数字经济对税源风险识别的新要求出发，构建一套关税税源风险识别的理论模型及应用子模型，进而以计算机可利用的数据信息为引导，结合统计、概率、算法、最优化理论的思想动态优化风险识别模型，提高关税税源风险识别的精准度。同时要正确认识中美贸易摩擦本质，加强关键职业风险受理队伍建设，以集成思维助力关税税源风险受理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贸易摩擦;数字经济;关税税源;风险管理：F810.42文献标识码：A：1007-2101（2022）02-0100-10一、引言当前，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是主要特征之一。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沉渣泛起。美国政府频频动用经济、行政与司法等手段打压中国企业，借所谓自由航行、台海问题、香港问题以及涉藏、涉疆等问题对中国实施极限施压。在众多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中，美国政府无疑最偏爱关税大棒。有研究表明，“从关税对等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关系来看，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承诺。……截至2021年1月，中国算术平均关税降为7.4%，贸易加权平均关税为3.2%，与美国（2.6%，2021年）仅相差0.6%”[1]。可见中美关税税率已经差别不大，然而美国政府仍然以关税不对等为借口与中国大搞贸易摩擦。从商品大类的分类来看，中国对美出口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品、机电类产品、轻纺类产品、化工产品、贱金属、农产品以及矿产品等”。[2]而美国侧重对“中国制造2025”所列出的领域产品施加更高的关税，这也彰显了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意图。因此，加强关税税源风险研究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之二是信息技术革命掀起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3]。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传统经济及其商业模式带来了创新与挑战，特别是对国际贸易模式和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造成较大冲击[4]。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正在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化的技术、商品与服务正在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即产业数字化）[5]，促使数字化贸易基础设施的升级，同时也提升了供应链效率，不断满足不同国家或地区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实现数字贸易的全球化。跨境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新兴贸易方式在给我国国际贸易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对国际贸易监督管理部门带来了新的监管难题[6]。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进程的加快，跨境数字产品交易越来越频繁，交易---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量也越来越大。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6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58%，2016年美国数字化服务贸易所产生的顺差已经达到1595亿美元[7]。同时，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2006―2021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增长了465%。同时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仅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到540亿美元[8]。在美国对华服务贸易中，主要是以数字交换为手段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贸易。面对此种新兴税源，如何在中性和公平对等原则下对跨境数字贸易实施税收征管，同时既保证国家关税收入不流失，促进跨境数字贸易健康有序发展，又能驳斥美国对我国所谓贸易不平衡与关税不对等的指责，这是当前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关税---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