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乡村社会秩序的制度工具：功过格与积分制的比较研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社会文明程度提出新要求，到2035年，我国“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在乡村中，村民思想道德秩序是乡村治理的稳定器，由此需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才可以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有效”。德治关系到乡村治理深层次的文化与信仰认同，可以对基层治理起到润滑与浸润的作用，降低乡村治理成本。但是，在当下的乡村社会中，原有的“道德共同体”被打破，道德危机已经出现。个体从道德情感的约束中脱离，家庭尊老、爱老、养老的氛围被稀释，村民之间邻里冷漠、道德水平滑坡、社会风气日下。一言以蔽之，乡村道德秩序出现混乱，一时成为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的障碍。积分制作为一种新的基层治理抓手正在重构乡村道德秩序。明清时期的功过格服务于当时兴盛的劝善运动，对当时的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提升个体道德修养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日本学者指出，“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这是他们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功过格的成功让我们再次意识到民间世俗文化对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因此，对传统与现代两种构建乡村道德秩序的制度工具进行比较，对于积分制的完善，推动乡村德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不无裨益。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乡村秩序包含礼治秩序、文化秩序、道德秩序、法治秩序、自治秩序等内容，不同时期不同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共同维护着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道德秩序源于中国乡村是一个熟人道德社会，在农业生产中孕育深厚的道德文明与道德文化，如睦邻文化、养老文化。在现代化社会转型中，乡村既有维持人际关系的信念、价值观、符号系统与话语等被打破，道德秩序出现无序。福山曾指出，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各种实惠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带来某些坏事，如社会资本降低，道德出现小型化，犯罪与社会混乱加剧四，他将这种社会秩序状况称之为“大分裂”。虽然国乡村社会尚未出现西方国家的“大分裂”，但是构建乡村道德秩序的任务并不比西方国家轻松。如何构建乡村道德秩序也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学界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对乡村道德秩序的构建进行研究，即构建主体说、构建文化说、构建制度说。第一，构建主体说。主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由个体组成的组织。传统时期构建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个体有士绅、绅士等，费孝通认为，绅士由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戚构成。绅士通过教化风俗管理公产、主导公益、修乡贤祠等构建乡村道德秩序。现代的个体主体有新乡贤、村两委负责人等，其通过发挥道德示范作用、模范带头作用，对乡村道德文化与农民道德素养的提升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传统时期构建的组织多以家庭、家族、乡约、信仰组织等为依托。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家庭伦理关系被认为是维系乡村社会伦理关系的基础;由血缘、地缘关系结成的宗族组织，通过道德说教、宗法礼仪“正人心、厚风俗”，纠正族人的越轨行为：乡约作为一种中国古代特有的以美德教化方式整合乡村社会道德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基层教化组织：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组织通过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建构具有绝对权威的崇拜体系，定期举办宗教活动等方式来引导规范世人行为，从而对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构建产生极大影响。现代组织较为多元化，如两委组织、志愿组织、乡贤理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这些组织通过说理、评议、奖惩等途径来规范村民的行为。第二，构建文化说。悠久的农耕社会孕育独特的农业文明，以祖先为核心产生的家文化、孝道文化约束家庭成员的行为。换句话说，“中国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动力系统主要来自祖先崇拜”与儒家学说。血缘理性赋予了共同体成员在位置、权力、责任等方面的关系行为，这种对等意识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不言自明的习惯，能够得到可以实现的预期，成为一种理性自觉。赵旭东等人强调乡村文化是乡村秩序的基石，形塑着乡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