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学”到“中国研究”之变“中国研究”聚焦于中国各个方面的鲜活经验，而不仅仅关注文学、哲学和历史的古典传统。这种新视角在本质上是“后工业时代”的，并将中国发展置于更广阔的全球学术语境之中。许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中国人对西方学术的精通令我大为震撼。当时，我还是牛津大学的法学研究者，专攻知识产权理论。在北京，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法律学生，并与他讨论了我的一位牛津同事刚刚出版的著作。他告诉我，该书在当时的北京只能找到一个版本，但他精深而广博的见解告诉我，他已经读过了这本书，并且提出了深刻而富于创见的评论。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在过去的30年间到访中国的每一位学者都会产生与我相似的感受。这些到访者的所有惊讶之情在一定程度上都来源于他们对中国学术状况的不了解和误解。当时，中国的学术活动并未与整个国际学术界有效融合。显而易见，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带来的发展，中国与国外学术界的接触和互动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国外学者更大规模地访问中国，中国学者也更倾向于到国外访问或学习，当然也包括参与全球学术交流和研究。尽管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最明显地体现于各科学领域，但近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自身(包括其文化、社会和发展)的学术领域也在发生着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变化推动了“中国研究”(ChinaStudies)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与从前范围严格集中的汉学(Sinology)不同，“中国研究”基础更为广泛，既涉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又涉及为理解这种发展而延伸至的更广阔学术领域。从“汉学”到“中国研究”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建立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各所大学也相继开设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文系集中关注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古典哲学和古代历史的传统。同样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欧洲和北美现代大学的发展，对古代中国的研究也推动了“汉学”研究的创立。例如，悉尼大学自一战末期以来，便一直设有“汉学”科，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长期设立中国研究教职。一种长期流传的误解认为，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结束，上述院系也终止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我个人在牛津大学的经历，这种说法是不合事实的，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教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方面的首席历史学家之一。较为古老的“汉学”研究要求研究者深入地沉浸于中国文化之中，而外国人也通常要长期学习古汉语，以达到精通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二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种状况完全发生了改变。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和现代标准汉语的确立导致了在北美、澳大利亚以及最终在英国和欧洲，许多大学都制定了新的汉语教学研究项目。但实际上，直到20世纪***十年代，中国研究领域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中外互相交流的研究生正是导致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一这其中既包括到中国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的外国学生，也包括到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学生。这也致使中国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哲学和艺术领域，而是将焦距对准了活生生的中国经验。研究既包括中国的文化问题，也包括社会科学视角下的中国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向社会科学提出挑战而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试图从社会科学视角出发，理解并解释中国经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既存的知识体系在多大程度上足以胜任这项任务?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都来源于欧洲、北美和历史上由欧洲人统辖之地区。在诸如阶级、国家，甚至政治责任这样的核心概念上，与中国必然存在着文化差别。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项学术上的挑战，即如何吸纳中国经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简单地否定或大幅修改当下的理论，而是要理解中国与西方的一致和不一致之处，并找到更好地理解社会科学理论的方法。在中国，一大批学者已经站在了这一学术活动的最前列。最近，中国已经出现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专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研究，它不同于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