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官员问责制研究学校：华东师范大学站点：上企专业：行政管理姓名：徐艳目录第1章：导论（一）官员问责制建构的依据和现实意义在《国务院2008工作要点》中，行政问责制位列其中，《关于加强实现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更是强调“要加快实行行政问责制。”从2003年的非典事件到2008年掀起的“问责风暴”，“问责”成为我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这六年来，行政问责次数之多、范围之广、所涉官员级别之高、人数之众，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震慑官员的目的。自此，问责制已逐渐地走进了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但是问责制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仍没有完成由以“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过渡。[1]因此，加强行政问责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体系，明确问责范围和主体、细化问责程序，强化问责的法律后果，对于进一步提高我国政府的执行力并增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感，进而建立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2）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3）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必然要求。（4）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是提高官员素质，完善行政文化环境的必然要求。---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二）官员问责制研究综述我国学者在关注我国政府问责制研究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借鉴国外及我国香港地区的成功经验，一些介绍国内外问责制的文章也纷纷问世。如陈瑞莲和邹永兵的《香港问责制：成效、问题与对策》、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欧美的官员问责制：做官有责任也有风险》、汪永成的《香港“高官问责制”》等。在这些论文著作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研究：第一，对问责制内涵及意义的探讨。在这些论文著作中，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问责制、行政问责制、官员问责制的涵义。总体来说，一般都是从行政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原则及后果等几方面来进行深入探讨的。张成福在《责任政府论》中指出：“行政性问责往往是责任政府运作的开始，但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作，就需要由行政性问责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完善责任制度体系的法律基础，在制度层面，完善责任制的各项程序，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尽可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替罪羊”问题”。[2]周仲秋在《论行政问责制》一文指出：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即行政自律机制，突出了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他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这是对行政责任的科学界定。”李军鹏在《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一书中认为：“政府问责制是一系列问责制度的总和，政府问责机制分为政治问责机制、管理问责机制、法律问责机制、绩效问责机制、伦理问责机制和说明问责机制六部分。[3]第二，对问责制度的理论基础探讨。官员问责制作为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研究官员问责制，不免要从理论渊源上探讨官员问责制。一般认为，官员问责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社会契约理论、人民主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这三种理论基础，当然，也有人从其他方面探讨了官员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包括从公共行政原则、博弈论、公务论等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官员问责制度。第三，关于问责制的建设和完善。学者们针对我国目前官员问责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看法，主要观点有：一是完善问责法制体系；二是促进问责主体多元化；三是明确职权划分体系；四是完善问责配套制度；五是塑造新型问责文化环境。但是在官员复出、问责制度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第四，关于香港高官问责制的评析及借鉴研究。陈瑞莲认为：“香港高官问责需要重视问责文化的建设、完善问责的配套机制建设、健全政府内部上下协调机制、明确问责标准。同时香港政府建立了3司11局的协调互动机制；完善了行政长官、3司11局与立法会、公众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