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公共属性研究摘要：自由主义者往往认为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是一种零和关系上的博弈，只有政府干预的减少才会使公民的权利得以扩大。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观仅仅关注到了权利的可欲性问题，却忽视了权利的可行性问题。霍尔姆斯、桑斯坦从研究权利所依赖的成本入手，提出了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权利观，认为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政府干预的减少必然导致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要想将纸面上的权利或道德权利变为切实可行的法律权利，必须依赖于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警署、法院等国家机构。如此，公民个人所享有的私权利，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公共属性的色彩。关键词：权利；公共属性；积极权利；公共财政；公共责任：D034.5文献标识码：A：1003-1502（2015）03-0018-06一、历史上存在的权利与权力观（一）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思想在《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对“自由”一词的含义作出了说明，“自由一词就其本义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情况。”[1]在霍布斯看来，法律于人们的理性，人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也只需要遵循自己的理性，并不受其他方面的限制。在此意义上，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1]（97）于理性的自然权利被启蒙思想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也被用来对抗政府的干涉。启蒙思想家、自由主义的创始人洛克高呼“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2]洛克认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干预的增加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锐减，所以应当用法律对国家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二）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分类近代自由主义奠基者之一、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贡斯当，在吸取法国***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利益的教训基础上，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古代人的自由是一种以公民资格为依据，公民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分享政治权力的自由。古代人的自由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参与的自由，个体自由被忽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并不存在。“那里，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市所吞没。”[3]在贡斯当看来，现代人的自由则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个体不再被强迫参与政治权力，“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自由只是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一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3]（308）公民在现代社会中拥有了更多不受政府干扰的私人空间。柏林在贡斯当的基础上对自由作出了更有代表性的解释，并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在对自由的定义上，柏林认为，“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挣脱枷锁、囚禁与他人奴役”。[4]从柏林对自由的定义就可以看出，消极自由才是柏林理想中的自由观。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划分上，消极自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大。”[4]（171）消极自由是一种免于外在干涉的自由，而“积极自由的概念――不是免于什么的自由，而是去做什么的自由――导致一种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4]（137）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在柏林看来是相互冲突的，并最终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认为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个人领域和社会领域，并由此展开了对社会干预个人自由之限度的探讨。“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5]人们往往对涉及自身的领域较为关注，在这部分领域中个性占有主导地位，而社会交往的一般规则只有在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中才有必要得到遵守。密尔主张，只有当人们行使自己的自由损害到他人的利益时，社会才可以正当地进行干涉，除此之外的干涉都是不正当的。（三）新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观新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哈耶克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个人的自由程度是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他将自由理解为社会对个人的最小强制状态，“自由政策的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