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普遍性想象与中国的政治叙事——回应查特杰教授的理论【内容提要】查特杰关于政治社会的论述，针对的正是社会精英特别是理论精英对于无法进入公民社会的大众社会政治的无视，基于此，查特杰建立了他对当今知识状况和话语霸权关系的批判。虽然查特杰把政治社会的理论视为亚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可以普遍使用的分析模式的观点值得商榷，但是他的方法论却提醒我们重新反思关于“普遍性”概念的理论认识，关于中国本土政治面貌复杂性的认识。【关键词】政治社会普遍性文化本质主义本土思想资源政治叙事查特杰教授在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发生影响，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在已经出版的《被治理者的政治》等著作当中，在查特杰教授在中国大陆的数次讲演当中，我很兴奋地感受到一种植根于印度，但同时面向人类精神生活的理论原创性，并且从中看到了以此为媒介建立中国社会政治理论的可能性。查特杰教授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暂时离开西方理论的基本脉络，思考如何开放亚洲的本土思想资源的问题。然而，对于如何回应他的理论，我们应根据本国国情和历史特点，具有自己的立场。一对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知识分子而言，有一些基本的理论预设是需要讨论的。例如，针对直观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是否抽象的“反对文化本质主义”的立场是必须的抑或是有效的？当对于普遍性的强调与具体的历史脉络并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如何避免在观念层面构成虚假的二元对立，从而阻碍对于普遍性和多元性内在关系的探讨？进而言之，所谓的普遍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状态？它是否意味着可以把一些来自具体历史语境的既定概念框架，套用到另外一些同样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而如果不能进行套用，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对于普遍性叙事的否定，意味着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假如普遍性立场必须是建立在多元基础之上的，那么，这种普遍性与多元性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如何从并不能直观等同的多元历史之间，找到一种并不以一元化的霸权思维为基准的平等而多样的“普遍性”？不可否认，当今世界的理论和知识并不是均质的和自由的，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在生产知识的同时，也在生产围绕着知识形态的霸权关系。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人愿意在直观层面上简单地谈论“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了，正如查特杰提到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帝国正在生产“没有霸权的支配”。因为在这个层面上，现实的国际关系支配格局使得发展中国家被迫卷入了以“全球化”命名的资本运作过程，东西方的相互渗透，无论是否以平等的形态进行，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这使得我们已经很难再直观地区分出一个互为他者的东方和西方。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对立于“西方”的亚洲和本土，恰恰是反历史的。---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我们也不能不重新思考冷战时期定格化的两大阵营，以及与其相关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意识形态抗争垄断一切的历史时期里，这些关系是简单明了的，而在今天，当意识形态表述已经不能够独揽一切的时候，这些关系并没有消失，但是却变得复杂多样难以把握。或者可以说，当我们不再满足于意识形态表述的时候，那些真实的历史形态才得以呈现它们错综复杂的样态。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路径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摆脱新的知识霸权关系的困扰。就后者而言，它最为常见的形态已经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和观念解释本土历史现实的知识生产模式（尽管这种形态仍然在被大量复制，但是已经很难真正主导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而是更为精致的对于理论形式本身和普遍性价值的崇拜。理论形式与普遍性价值的重要性当然是不可否认的，只有当它们与具体的历史分析对立起来并被置于优越位置的时候，才存在知识霸权的问题。这种霸权的要害在于，当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分析无法适应既成的理论（而且通常是来自西方的理论结论）的时候，它就会被合法地无视。而对于普遍性的望文生义，使得我们误以为普遍性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我们大概很难断言，这种理论误区所导致的知识霸权关系仅仅是由西方知识分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