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关键词】魏晋隋唐士族统计社会史【内容提要】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魏晋隋唐社会的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可以使该时代社会政治史更具有确定性，避免轻易的定性分析造成的以论代史，但也遇到史料不完整和不确定的障碍，对史料的选取判断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士族的特点是什么，与寒素、豪强、官僚有何区分，其向城市的迁徙具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研究中古社会史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基本问题。一毛汉光先生是台湾研究魏晋隋唐史学者，论著颇丰。2002年底，上海书店出版他的两本著作《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和《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这两本书原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书中所论都是研究魏晋隋唐史的基本问题，我读后颇有印象。现在重读，又给了我仔细思考的机会。由于两书提出的问题，讨论起来颇费篇幅，故本文只介绍《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另外一本，另待机缘。毛汉光先生出生于1936年，他们这辈人，在台湾学术界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他们之前，是从大陆到台湾的成名学者；他们之后，是台湾培养的新一代，多为他们的学生。所以，他们的学术，从提出问题，观察角度，思辨模式，到论证方法，都可以看出中国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毛汉光先生本科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9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班，长年供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都与傅斯年先生密切联系在一起。傅斯年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与胡适之、蔡元培等先生提倡整理考订史料，揭橥“史料即史学”。此提法过于简单片面，引来许多批评。然而，考察史料学派所为，并不只是翻剪故纸，而是力图把中国朴学传统与西方的实证主义相衔接，探索新时代的史学规范，功不可没。公正评价史料学派，有助于我们今日重新确立人文学术规范，克服浮躁虚夸。而且，毛汉光先生还曾经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员，接受不少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本书名为“社会史论”，就已经表明他试图用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古史，理论渊源，昭然若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不少中国史学家受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都曾经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史。由于这批学者国学功底好，又曾经留学，受过西学训练，所以，他们作出不少出色的研究，达到相当高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条研究之路中断了。几十年后，又有一批年轻学者重新踏上这条道路，人数增加，道路拓宽，水平也在提高。但是，也存在理论生硬套用，国学根基不够深厚等问题。因此，引进一些中西学术融合的好作品作为借鉴，---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无疑将促进学术的成长。毛汉光先生的这部著作，虽然不尽能满足上述要求，却也属于在此方面努力探索的著作，成败经验，给人启发，值得一读。二研究历史，首先必须牢牢把握对该时期社会生活给予重要影响的基本方面，也就是要把历史现象置于什么样的环境中去理解。正确把握这些基本点，历史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否则就沦为支离破碎、失去灵魂的断片。就中国中古时代而言，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造成的信仰崩溃和思想解放运动；随之而来的多次动乱，引起社会彻底瓦解而造成士族崛起，无疑是理解该时代的纲。这是一个人与社会互动的问题，更是人与文化合为一体的问题。或许读者看到这里不禁要哑然失笑，这岂不是常识吗？然而，我们却经常在常识上出问题，在历史学领域藐视对人的研究，甚至认为人物研究不属于学术范畴，因而抽掉人的经济、制度、法令条文的皮相描述，不是到处蓬生吗？在这一点上，毛汉光先生的把握是准确的，他在《序》中指出：“研究社会史最重要的是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经考虑，觉得欲研究官僚政治，先得明瞭社会背景以及社会中人物的特质，否则便仅能知官僚的空架而无法深究其内涵”。研究士族，分析士族社会的变迁，以此考察魏晋隋唐时代，可谓得其要。本书共有十二篇，分为“总论”四篇，“分论”八篇。“总论”四篇，分析中古统治阶层的社会基础，社会成分，中古家庭的变动和中古士族的演变。这四篇，作者对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政治进程作了一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