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史上,王国维具有突出的地位,郭沫若曾评价王氏的论著“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1]。缪钺称赞“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2]。就王国维的一生而言,他的治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是从研治哲学转而从事文学、美学批评,一次是由文学、美学转至古史与古文字学的研究。其中,王国维研究文学、美学的时间不长,重要集中在1902—1911年,不到十年,先后出版了《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著作,这些都堪称中国文学、美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一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对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1914年,署名“破浪”的作者在《江东杂志》第2期发表《学词随笔———隔与不隔》,据笔者所知,这是研究王氏的第一篇文字。到目前为止,王学研究已有80余年的历史。总的看来,80余年间的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呈现出三个各具特色的历史阶段,对此,笔者试加述评:第一阶段,1914—1949年。1927年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出人意料地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这一举动让国人震惊,随之而来的是掀起王国维研究的热潮。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国学月报》、《东方杂志》、《文学周报》、《文学季刊》、《人间世》诸杂志纷纷推出多篇王学研究的论文,有的更是出版研究专号,讨论其生平经历及学术建树。据笔者统计，1949年以前,对王国维的著作加以校注的本子共有5种,主要集中于《人间词话》之上,即:1926年,俞平伯校点《人间词话》,由北京朴社出版。1928年,北京文化学社出版靳德峻的《人间词话笺证》。1933年,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校点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1937年,南京正中书局出版许文雨的《人间词话讲疏》。194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徐调孚的《校注人间词话》。这一阶段有关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论文共有30多篇,其中也有一些属上乘之作,如:朱光潜以移情作用的理论来阐释《人间词话》,是运用西方文论比较成功的范例;李长之结合王国维内倾而矛盾、忧郁而苦闷的性格特征来谈他的文艺批评,给人不少启迪;郭沫若、任访秋分别将王国维与鲁迅、胡适进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论者研究视野的开阔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3]。不过,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文章论述范围比较狭窄,不外乎《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诸书,涉及《红楼梦评论》的不多,而对其文艺思想进行综合研究的更是数量有限。此外,这一阶段的文章在论述的深度上有所欠缺,包括吴文祺刊发于《文学季刊》创刊号的《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贺昌群刊发于《文学周报》五卷合订本的《王国维整理中国戏曲的成绩》等文章在内,采用直觉式、随想式或点评式的研究方法予以探讨,没有做深入的理论阐述。第二阶段,1950—1977年。这一阶段有关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论文不少于30篇,与1949年以前相比,不少论文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拓展,围绕着如何评价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与“境界说”诸问题曾展开过学术论争,有利于澄清王国维研究中一些含糊不清的问题。学术界借用前苏联文论的模式,在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性方面比第一阶段有所加强。美中不足的是,相当数量的论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注重阶级分析,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以偏概全,研究方法不够科学①。这一阶段的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还具有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对王国维文艺思想实质属于唯心论还是唯物论的争论,比较引人注目。王达津认为,王国维的文艺思想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和无利害关系论构成其哲学根据[4],这种观点在这场论争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徐翰逢、张文勋等人对王国维的唯心主义倾向还进行了具体分析[5]。吴奔星则持相反的意见,他通过分析《人间词话》,认定王国维的文艺思想尤其是他的---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境界说”立足于唯物主义,有现实主义倾向[6],这种看法后来受到不少论者的驳难。“文革”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学界关于王国维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同一时期,在港台地区则出现一批质量较高的论著,其中有周策纵《论王国维人间词话》,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72年版,蒋英豪《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