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文化信念分析[关键词]经济体制；转型；文化信念[摘要]文化信念影响制度选择，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仁”是中国文化信念的主导，其核心是“事亲”思想。泛家文化又驯化出对权威的盲目服从。但由于中国信仰缺失，人与人之间交往更多地倾向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逐步发展成一种关系文化，遵循“礼治”的观念。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应充分考虑现有的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并能尽快顺应这些文化信念与现代制度相冲突时所引起的修正。文化是由社会产生并世代相传的传统集合，亦即指规范、价值及人类行为的准则。“文化信念是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社会全体成员共有的观念，它不能通过实证和分析去证明。文化信念影响制度选择，是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被社会成员所共享和内化，能激励和引导人们采取某种在特定社会情形中有技术可行性的行为，并引导后续的制度发展。制度产生的行为使得新制度下形成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是对以前文化的包容，也可以是一种修正。因此，一个社会的制度的运行不论是高效率还是低效率的，对它的研究都离不开文化信念。不同的文化信念使不同的社会特征的人产生不同的经济行为，进而导致在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交易有不同的效率和盈利关系，所以不同的文化信念会导致不同的体制转型发展路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国体制转型走向了与东欧各国不同的路径。但是，中国体制转型的未来路径选择仍存在很多的未知因素。只有将特定背景下的历史信息及其形成的文化信念与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才能较好地预知制度发展的特定路径选择。中国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发展轨迹，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信念，研究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路径，需要充分理解这些文化信念因素，进而给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提供文化信念上的边际修正的指引，加速体制转型的步伐。一、“仁”是中国文化信念的主导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其核心信念当推“三纲五常”。“三纲”则是后面述及的泛家文化思想的先驱，它与“五常”的核心理念也是一致的。“五常”思想的形成和相关的权威表述如下:“惟《易·文言》始有‘仁、义、礼’三字，而无‘智’字。至《孟子》始增一‘智’字，名为四德”(《四书改错·贬抑圣门错》卷二十，页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后董仲舒又加人“信”，从此，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由以上引述也可知，“仁”的思想是“五常”的核心，而“仁”最核心的思想则是“事亲”。加上“克己复礼”和“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的诊释。总结起来“仁”也就是顺从人伦差序的教化思想。可见“仁”也是个很狭隘的概念，---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其思想也并非利他性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可见，儒学思想认为要是真出于“利他”思想去做事，那就不是仁而是圣了。因此，可总结说，儒家思想的核心信念是在保持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遵循尊卑有序的差序格局。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主导，尊卑有别的信念内化赋予了中国领导者无上的权威，形成了一种“泛家文化”。二、泛家文化台湾李亦园提出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家族是具有共同的祖先并围绕公共财产而组合的全体人，他们的统一性由家谱赋予合理化，这些群体内的关系是信赖和合宜的问题，他们相互给予忠诚和相互支持。近年来改革开放的冲击，由家庭中学到的经验类化到其他组织中，形成了泛家族主义或类化的家族主义。中国家文化亦演进为“泛家文化”。这里的泛家文化主要是指基于血缘的家文化社群按差序格局的方式外推出，包容了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