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谷川道雄的中国史研究内容提要：作为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谷川道雄先生的治史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战后风靡日本学界的唯物主义史观，通过严密的实证分析，对隋唐帝国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性、中国史分期等政治社会史问题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最终建立了强调道德人格、伦理精神的共同体论，并指出共同体特性在不断地演进与升华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关键词：谷川道雄唯物史观共同体中国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中，谷川道雄先生(1925—)堪称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谷川先生曾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大陆的史学界就中国史研究的方法与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对大陆学人来讲，谷川先生的名字非但不陌生，而且只要提及，还马上会想到他的著名理论——“豪族共同体论”。可以这么说，在大陆史学界，“豪族共同体论”似乎已经成为谷川先生的代名词。“豪族共同体论”确实是谷川先生提出的最为著名的理论，但是，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这一理论为什么要特别重视人的精神性?其产生背景又如何?它在整个谷川史学中处于什么位置?为了使广大中国学人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谷川史学，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对谷川史学作一次整体介绍，即除了“豪族共同体论”以外，谷川史学还包括哪些内容?谷川史学的整个体系是如何建立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谷川史学究竟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等等。在论述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特点和潮流，因为谷川史学正是由此而出发的。一、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①—————————————①关于日本战后的中国史研究概况，请参看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一编第一章《中国社会与封建制——有关学说史的探讨》(国书刊行会1976年版；马彪译中文版，中华书局2002年版)。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始于明治维新时期，其形成当初，就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在继承日本“汉学”及清朝考证史学的传统之上，充分吸取西方近代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后面将要提到的内藤湖南的研究就是这一特征的集大成之作，内藤运用文化史观来揭示中国历史的研究不但对后来的日本，就是对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鉴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失败以及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把握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本部建在东京，会员遍及全国，深受当时年轻学者支持的历史学研究会就主张中国历史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史，他们进而站在这一立场上积极---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地为中国史进行时代划分，其中较为重要者是前田直典。前田的研究比较简略，大致可作如下概括：首先是魏晋隋唐时期均田农民的问题，前田认为均田农民所承担的徭役租赋极重，其身分应相当于奴隶。此外，在大土地所有上的耕作者身分低下，也近似于奴隶。与此相比较，唐以后大土地所有下的依附民则为农奴身分的小作人。前田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唐末以前为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古代社会，宋以后则是农奴生产方式的中世社会。继承前田时代分期论的有西嵨定生、周藤吉之、仁井田陞和堀敏一，其中尤以西嵨的学说独具特色，因为它并非将西方古典古代奴隶制的概念简单地套用在中国社会上，而是注意到了中国的特殊性。比如说，秦汉时期虽然出现了大量新兴的豪族，但春秋战国时期的氏族共同体仍然存在。对此，西嵨的方法是首先分析豪族的阶级基础，将豪族与依附民的关系定为父家长式家内奴隶制，然后指出在豪族和共同体之间形成的“假田制”看上去虽类似农奴制，但实际上是受家内奴隶制的影响而出现的，因此这种小作制实际是一种变相奴隶制。根据这一研究，西嵨把秦汉划为奴隶制时代。进而他还认为在秦汉以后，国家逐渐演变为豪族阶级的联合政权，其终极形态是隋唐王朝，因此上古奴隶制社会也就一直延续到了隋唐时期。周藤吉之和仁井田陞与西呜遥相呼应。周藤分析了唐中期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指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