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与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土客关系研究变迁与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土客关系研究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土著”内涵丰富，构成复杂，既有“蛮夷”，也有华夏。“永嘉之乱”后，北方民众大量南迁，武陵地区在这一时期也迁入了不少的客民。这些客民有“逃亡如蛮”的汉人，也有兵家、吏家、流民等。在统治者的争夺、治理以及客民的带动下，武陵地区特别是沿江、平原地带的经济社会实现了较大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土客矛盾。研究认为，武陵民族关系研究不能简单就民族论民族，而应立足区域族群关系场域，深入分析空间、时间以及人口流动对作为文化主体的族群及其关系的影响。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武陵地区；土著；客民；变迁；交融：K28文献标识码：A：1003-1332（20XX）01-0031-06魏晉南北朝又称三国魏晋南北朝，该期始自220年，终于581年，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以及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作为重要的“中间地带”[1]之一，这一时期武陵地区成了各方势力竞相争夺和利用的重要区域。学界对这一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沿着传统民族史“溯源”的思路，重点分析探讨了该地区“蛮族”的民族成分、“蛮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以及各地方政权或势力对“蛮族”的治理，[2]少见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在特定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考察土客关系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外来人口与本土居民相互融合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土/客”关系的角度，在深入分析本土居民以及客民状况的基础上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族群关系，对深化、拓展武陵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一、“华”与“夷”：“土著”的构成及其族属三国时期，武陵地区成为吴蜀魏争夺的中间地带。[3]三国前期，武陵地区多为刘蜀所据。及刘备兵败夷陵，宜都（治宜都西北，下辖夷道、西陵、佷山）、武陵（除佷山划归南郡外，武陵郡所辖均袭后汉）、南郡、建平郡（治重庆巫山，下辖巫县、秭归、信陵、兴山、沙渠）之地均属吴。孙休之时，割武陵郡之灵阳、充等地置天门郡。至西晋，武陵郡所领辖地变为临沅、龙阳（今湖南汉寿）、沅陵、酉阳、沅南、迁陵、舞阳、镡城等十县。梁陈时期，武陵郡一分为二，一为武州，一为沅陵郡。[2]与秦汉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行政建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土著的构成也具有了不---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同的历史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的土著既有汉人，也有各类“蛮夷”。土著汉人主要是秦汉时期王朝置郡县、武力征伐、募民、遣罪犯实边、躲避中原战乱和灾荒带来的。这些人在秦汉时期是外来的“客”，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演变成了落地生根的“土著”之民。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史志中所记载的户与口多是这些入了籍的土著汉人。如曹魏嘉平二年（250）王昶建言“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4]中的“民”即为入籍之土著汉人，“夷”即为未入籍的土著“蛮夷”。三国时的廖立、潘濬，晋时的阎会、潘亰、龚玄之、邵荣兴、伍朝，南北朝的范安祖、伍安贫、黄闵等即是这些土著汉人的代表和翘楚，特别是廖立、潘濬、伍安贫、黄闵四人，廖曾迁长沙太守，潘被孙权拜为中郎将，迁太常，伍安贫、黄闵则撰有《武陵记》。嘉靖《常德府志》载廖立言：“武陵人，蜀先主辟为从事，迁长沙太守。”又载伍安贫、黄闵曰：“伍安贫，武陵人，博雅嗜学，梁屡降玄纁之礼，聘之。固以疾辞。尝撰《武陵图志》。黄闵，武陵人，博学能词艺，尝撰《沅州志》。”[5]《吴志》载潘濬曰：“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弱冠从宋仲子受学，年未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时沙羡长赃秽不修，濬按杀之，一郡震竦，后为湘乡令，治甚有名。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典留州事。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濬辅军中郎将，授以兵，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候。”[6]关于“蛮夷”，其多数虽不在官府的户籍之中，但他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土著的主体。这些“蛮夷”按时间先后和地域大致分为三国时期的“宜都郡夷”、“建平郡夷”、“武陵蛮”、“武陵五溪獠”、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荆州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