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史研究五十年20世纪30年代初，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的重大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主义，一味姑息妥协，导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不宣而战，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地，未逾月而占领了东三省全部，继而挥戈南下入关，步步进逼，又控制了整个华北大部与热河、察哈尔(今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一带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附近)。北平四郊多垒，岌岌危在旦夕。当时我正就学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既未克投笔从戎，报效祖国，只有亲身参加到如火如荼的救亡图存的全国性抗日运动中去，高声疾呼，唤起全国民众共同抵制日货，以为救国图存之大计。每深思熟虑，而尤痛史与国之偕亡，于是发愤专攻清史与满族史，服膺先师洪煨莲(业)、邓文如(之诚)诸教授平日谆谆教导的"救亡不忘读书"、"读书必须把汉学从日本东京抢回中国北京来"，清史与满族史当然是我们和日本学术界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日本学者之所以敢于夸口汉学之中心在他们那里--东京。并非在其他所有研究领域均比中国学者领先了多少，不就是因为在清史与满族史方面比我们领先了一些嘛?而日本国内一般学人之所以积极研究清史与满族史，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不惜任何重大代价去搜集史料、图书和档案(不但尽量搜集在黄河流域的一切有关资料，而且扩展到连长江流域的一切资料也包括在他们搜集范围之内)，另外重礼延聘日本国内一部分与此有关的一流学者，考察东北的风土人情、考古文物，论证开原、铁岭以北吉林、黑龙江大片土地之均非中国领土，妄图将"满洲国"从中国版图上脱离出去，使之有历史根据，使之成为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的合法化。我从此时开始立志专攻清史与满族史为生平的主要目标时，两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并告诫我说，日本人搞学问的确有他们的一套，目前他们研究水平以及他们占有的资料和出版专著也均比我们强，如果想要超过他们，绝非一人一朝一夕之功，不能急于求成，还是要先打好学问功底，坐下来坐它十年二十年冷板凳再说。我也就从这时开始，私下决心：非有关清史与满族史的问题，宁搁笔不写。解放前夕，我开始撰写的两篇清史处女作《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1，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发表的。解放后不几年，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初步学习与体会，我又撰写了另外两篇关于满族史的文章《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2。首先必须学会和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由此及彼，因小见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而使我体会到清史与满族史均并非孤立存在，二者之间的联系竟然密不可分。不懂得满族史，清史上的许多大小问题未必能求得真解；反之，不懂得清史，满族史甚至清代的各民族史在中国史中的意义，也将不能完全展示出来，并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我国古籍中最早有关民族问题的记载的，如《诗经·南六序》3有云："尽废，则四夷交侵"。又如《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4亦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则知春秋时，华夏／汉民族和戎、狄、蛮、夷有好几十上几百个国(其实都是大小不同的部、部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经过长年累月无数次的交往、争斗和战争兼并，春秋战国时期只不过一二百个国，到战国时只剩下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就在春秋战国时，人们就已指出："东方曰夷，---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见《礼记·王制篇》)5。这不啻是一篇描写中国古代各民族不同类型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我国历史学中之有民族史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史记》中有《匈奴》、《大宛》、《南越》、《东越》与《西南夷》6等列传，以其均属于我国境内的各民族故分别为之立传。至于东邻友邦《朝鲜》7则别为一传以示有别，殊为得体。乃自东汉班固《汉书》大体沿袭史迁而稍变其例，《匈奴传》仍旧外，另增《西域传》8上下两卷，又并西南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