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商人，是近代中国命运起伏颇大的一个社会阶层。晚清的重商主义浪潮曾让一直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大为提升，至民国初期俨然为民众领袖。1927年后，政党权力日渐增强．商人势力步步退落。1949年后，意识形态浓雾曾过度弥漫，私营工商业被取缔竟有二十年之久．商人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直到1970年代末，商人才又重现於大陆社会，其发展速度让人瞠目结舌，后来甚至有「全民经商」之狂澜掀起。眼下，随著大陆政经格局的转化，商人正在社会各个层面发解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有此特别背景，近代商人研究自1980年代后在大陆渐渐趋热，虽然各研究者之视角未必相同，但重新审视商人於近代历史变迁中之理念及行为，并力图给予公正评价，此点则是一致。以下笔者试就最近十年之研究状况作一简要概述。一、研究中使用的概念与方法「商人」一词，在近代汉语中含义甚广，几乎包播了各种与民生相关行业的经营者。[1]但大陆学者在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时，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随著考察时代的更替有所变化。如於明清时期便径直用「商人」称呼研究主体，清末民初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亦有称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此种分析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颇为不利。近十多年来，这类状况有了改观，一些论者开始使用具有限定意义的替换概念来指代商人阶层，甚而直接使用「商人」。下面即是三种常见於大陆书刊者，且试作介绍：1．绅商。此概念多见於晚清商人之称呼。如马敏即认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绅商阶层」，其标志是「1905年左右各地商会的普遍设立」。[2]其「社会阶级属性」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3]徐鼎新把绅商阶层视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代表」、「最早出现於我国的民族资本人格化的具体体现者，[4]同时其身上还带有「崇尚名弟、联结乡谊、信义经商、因果报应J等传统价值观念。他认为上海总商会以1920年会长改选为界，其前为「绅商领导体制」时代，其后则为「企业家时代的开始」。[5]朱英则指出：「绅商」实际上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兴资产阶级。[6]至於绅商的形成，则多认为或「由绅而商」，或「由商而绅」，后者被称为「逆向社会流动」．具有消极意义。[7]贺跃夫则不同意将绅商视作新兴的社会阶层或资产阶级．他认为绅商阶层包含不同性质的份子，其社会属性不可等量齐观。[8]章开沅亦曾提醒大家：很难把清末所谓「绅商」群体截然界定於某一单纯的阶级或阶层概念之中。[9]2．早期资产阶级。马敏和朱英均曾以这一概念为标题著成专书。[10]马敏主要以「早期资产阶级」指19世纪60年代至1913年左右正处於「形成或转化过程中的资产阶级」，尤其是构成其主体之「工商资产阶级」。其特点为：原始---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统一性、特殊软弱性、严重的不纯粹性。[11]而朱英在其著作中并未就该概念之使用作具体说明，但他认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相继建立，当可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界标」，而1912年全国商会联合会之成立则「标志著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最后形成」。[12]很明显，以上二位在使用此概念时，所指并非完全同一。3．资本家阶级。近十年来这个词在大陆史学界颇为流行。其内涵，按丁日初的解释，即「同在华外国资本家集团相封而言的民族资产阶级」[13]，他判断上海的资本家阶级产全於19世纪下半叶对外贸易发达之时。[14]张亦工、徐思彦则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阶级，指有经济地位的资产者群体，包括金融家、实业家、近代商人等等，而不包括属於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阶层」。[15]马敏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亦采用该概念指构成「资产阶级主体」的工商资产阶级，并以「早期资本家阶级」一词代替了他先前使用的「早期资产阶级」。[16]与概念的更替使用相似，大陆学者在近代商人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亦日趋多元化。虽然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仍广为使用，但最近十年来，不少学者为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