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燕行录》看18世纪中国北方的市集——兼论中朝文化交流与文化差异明清两朝，来华的朝鲜使团有关人员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在朝鲜的历史上被统称为《燕行录》。因此，《燕行录》并不是专指某一个朝鲜使团人员来华时的著述，而且，书中文字的长短、卷数的多寡均不受限制。[1]朝鲜三节年贡使团通常在每年的十月或十一月初从汉阳出发，十二月末以前到达北京。清代朝鲜使团所行路线多利用陆路，沿线所经过的主要城市依次是平壤、义州、鸭绿江、凤凰城、连山关、辽东、沈阳、辽宁、沙河、山海关、通州、北京，等等。总路程在3100里左右，途中约需50～60天左右。这样，整个旅程、包括在北京的日子约需5个月左右。他们在北京的驻留时间一般可在60天左右。朝鲜使团人员以私人身份与中国官员、学者甚至西方传教士进行接触，并可游览书肆以及名胜古迹。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臣，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使团中的其他人员也私撰有关出使中国的记闻，它们多是用汉文写成，也有个别是用谚文（即朝鲜文）写作的。这一系列记录朝鲜使团成员沿路见闻的著作，即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各个时期的《燕行录》。《燕行录》是一系列关于燕京之行的书的总称，因而具有体裁多样、作者层次广、年代跨度大的特点。其体裁有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作者包括朝鲜派往中国的正、副使、书状官，以及使节团中一般的随员，著名的学者有朴趾源、李德懋、洪大容、柳得恭等，这些人同时也是朝鲜历史上“北学派”的著名人物。最早的《燕行录》著述的时间开始于崇德二年（1637），目前所能见到的是金宗一写的《沈阳日乘》，而能见到的最晚的著作则是光绪十四年（1888）无名氏的《燕辕日录》。《燕行录》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笔者所见到的韩国成均馆大学收藏的《燕行录选集》，除了记载路途、使行人员、贡品和沿路所见的风景外，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有详略各异的记述。尤其对于中国的时政、著名人物、藩属外交、边境贸易、商人市集、士人科举、以及婚丧风俗都是记述较多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的侧重点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朝鲜学者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非常感兴趣。《燕行录》在内容与时间上都覆盖极广，同时由于是外国人对中国认识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直笔、全面、完整是《燕行录》的最大的优点，也使其成为研究清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的宝贵资料，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本文采用的《燕行录》是由韩国成均馆大学1962年编纂的《燕行录选集》本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朴趾源的《热河日记》，《选集》本所包含的30种《燕行录》与《热河日记》基本上已经包含了在各个时期影响较大的各种《燕行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一、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与市集文化---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18世纪正是中国商业最为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市集亦呈现了一派繁荣景象。清代北方市集的发展，以北京、通州最具代表性。全国的中心城市北京在18世纪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市集也向专门化、多元化发展，而且从正月到腊月几乎隔不几天就有各种庙市举办，大大扩充了市集所占据的地域。北京的“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药铺、洋货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及也”[2]。清人鲍西冈鉁的《春游词》就生动描绘了当时琉璃厂的游人杂沓，北京市民在正月逛厂时的情景。“料丝羊角灿成行，簇帛堆纱锦绣装。岁岁灯棚变新式，鳌山结撰到西洋。”“像生花草捻泥人，鼓板笙萧小店陈。风景不殊吴语杂，勾人情绪武邱春。”[3]描绘了琉璃厂中来自各地的各种商品云集、热闹繁华的景象。华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通州，市集发展得也非常成熟，既有位于城市中的固定的市场，如米市、柴市、猪市、牛市、鱼市、南北果市、骡马市、菜市、猪市、草市、骡马市、钱市；也有城郊固定地点的定期的集市，如州东关集场、州北关集场、张家湾集场、燕郊集场、宏仁桥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