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11月18日至20日，“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主办者为上海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在研讨会期间，来自国内外的百余名专家学者纷纷就相关议题发表见解，并展开热烈讨论。王晓明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困境出发，在发言中率先提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意在重新恢复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思想的互动关系，以应答社会和文化现实，特别是融于其间的重大精神问题。现代文学研究显示出与研究者所处的当代社会政治、文化或精神现实的直接联系，使它具有了鲜明的“当代性”。其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控制；二是对研究者所处的当下重大的社会、精神和文化问题的敏感，对尚未被主流接纳的思想萌芽的呼应，以及与当代最活跃的社会思想之间的互动。但进入90年代后，当学界开始检讨80年代的“激进主义”、呼吁建立学术规范时，现代文学研究界也相应地提出要安守本位，不应过执“当代性”而背离“学术性”。受这一主流倾向的影响，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在搜罗细节、体现学术规范等方面颇为可观的著作，但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感却日渐淡薄。该如何看待现代文学研究愈益疏远后一种“当代性”，愈益“专业化”、“学科化”的现象?以上思考，引发了与会专家学者从各个方向上的回应、争论和探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学术规范”与“思想锋芒”、“艺术敏感”的关系?夏中义从学术积累和传承的角度出发，强调建立学术规范原是为了精神和思想价值的强化，而非淡出，且不应将“思想”狭义地理解为仅仅是对社会现实和公共问题的应答。陈思和更呼吁要回归专业研究领域，强化文学研究的“岗位意识”，在具体研究中带入对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在他看来，80年代的那批优秀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正是以这种审美的、精神的层面，间接地、却又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回应了许多重大问题，从而复兴了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则对当下学术的生存环境和学院派研究的利弊作了清理。在学术界所面临的体制化和商业化这两大危机面前，他既赞成提倡学术规范，因为真正的学院派研究有利于维护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他又警示出其陷阱所在，即或者是沦为智力游戏、惯于对材料作技术性操作而丧失学术生命力，或者形成限制和压抑性机制而导致学术霸权的出现。---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其次、如何分析和理解“全球化”趋势，进而拓展真正的“全球视野”?关于“全球化”自身所蕴含的某种悖论，不少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有所意识。一方面，各地域特有的文化符码正逐渐被某种“标准文化”所整合，致使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化认同普遍陷入困境；但另一方面，全球化所施加的种种影响和压力，也在不断地提醒并强化着人们对自身所处的民族、地域、宗教、性别、阶级、语言等问题的深度理解，从而有可能以更复杂的眼光、更理智的态度面对这一切。李欧梵对全球化所许诺的自由、平等及文化的多样性等前景表示怀疑，他指出，在无法阻挡的全球化趋势中，所谓“多元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吸收和取代现象已经无所不在，这往往也得到了民族国家力量的支持，并在进入“一体化”的同时表现出微妙的地域性差异。包亚明进一步阐明，某些地域性现象不仅可以与全球化链条相关联，而且成为全球化渗透到地区性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手段，不应将它们对立起来作二元论的理解。王晓明认为，所谓全球化，抽象说来是指原本互相隔绝的地区逐渐联为一体的进程，而从具体来看就是指各地区如何联结起来的方式问题。因此，他提出：既然人类不可避免要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联结为一个整体，那么能否在目前情况下，共同来争取一个不同于西方主导模式的、相对较为合理而公正的联结方式?第三、如何发掘和处理“本土经验”，藉此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就此问题，不少学者提请人们要更多地关注和研究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学”问题。蔡翔指出，中国在1949年后的历史和文化并没有脱离现代想象，此间，文学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宣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