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女性自传性作品比较研究曹梦雨【摘要】齐邦媛的《巨流河》与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均为自传性作品，两本书所写内容背景具有相似性，有助于读者从不同角度对那段历史进行观照，虽然两本书均以个人回忆为基础，但是从中所展现的相异的叙述方式、对战争年代的灾难书写，以及作为民间述史的重要价值，都值得我们探讨。【关键词】《巨流河》;《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自传作品：I206文献标志码：A：1007-0125（2020）12-0187-03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时代与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我国的文学发展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特点。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样式虽然依旧占据着相当的数量，但一批以回忆、纪实为主要特点的自传性文学作品，凭借其质朴叙述与深厚历史积淀，深得读者喜爱。台湾著名教育家、翻译家齐邦媛于2009年出版的自传性文学作品《巨流河》，是她在迈入晚年之际的呕心沥血之作，如其在序中所言：“六十年来，我沉迷于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打气，却几乎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它们是比个人生命更庞大的存在，我不能也不愿将它们切割成零星片段，挂在必朽的枯枝上。我必须倾全心之虔敬才配作此大叙述……”[1]无独有偶，许地山幼女许燕吉亦于2013年出版的自传性作品《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同样是在垂暮之年耗费心力所著，她与齐邦媛以历史亲历人的身份，共同为读者打开那充满传奇与苦难色彩的二十世纪的大门。两位女性，生于民国时期，成长于战火纷飞年代，不约而同地选择在晚年将其人生经历记录成书，同样出身名门的她们，在那样一个混乱无序的年代各自拥有着崎岖坎坷的经历与难以忘怀的往事，桩桩件件都被两位老者细腻记录在书中，成为宏大历史中一抹绚丽的补充，由于作品性质及作者成长年代相近，将两部作品进行比较阅读，更便于我们去了解那段历史并定义两本书的独特价值。一、同中有异的叙述方式《巨流河》与《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分别是齐邦媛与许燕吉于晚年写成的回忆性自传作品，因此在回忆往事时，所采用的叙述方式大体一致，都是以作者为中心向四周铺陈，从“我”的视角来观察周围的人事，并以“我”的口吻进行叙述，但由于各自成长经历的不同，在具体的叙述安排上存在差异。《巨流河》虽是齐邦媛本人的自传性作品，但在这本书中并非只回忆作者的往昔，而是两条叙事主线并行发展，互为补充。其父齐世英的生平也是这本书叙述的重点，因此这本书是齐家两代知识分子的故事。齊邦媛于1924年出生于辽宁铁岭，其祖上从山西迁至沈阳任职文官并落户，其祖父齐大鹏是张作霖麾下的一名旅长。其父齐世英则留学日德，并秉持救国救民的新思想，回国后志在兴办教育，培养青年的新思想，并因此参与郭松龄反张作霖的革命行动，后兵败南逃。在逃亡途中齐世英与各党派人士结识，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政策是解决中国当前问题最稳健的做法，于1926年底加入了国民党。从政以后的齐世英仍然将教育视为救国救民的根本之路，因此即便是在抗战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了保证文化的火种不被熄灭，他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多方调动，成功将其所创办的国立中山中学由北平迁至南京，再经汉口、湘乡、桂林、怀远，最后安定于四川，其中艰难可想而知。在稳定好中山中学后，齐世英又与一批知识分子创办《时与潮》杂志，在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拉响防空警报的年代，《时与潮》以精准的选材、流畅的译笔和高远的立论，成为政府与民间都极为重视的刊物。彼时在南开中学读书的齐邦媛常去《时与潮》杂志的编辑部，并在编辑部叔叔们的指引下阅读英文文章，接受各类新鲜资讯与活跃思想。而在此基础上创办的“时与潮书店”更是成为了战时许多青年学子的启蒙学校。齐邦媛在书中感叹道：“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时与潮》带给我的影响极为深远：既奠定我一生追求知识的基础，也打开眼界，学习从宏观角度看事情。”[2]抗战结束后，齐世英随国民党退守台湾，却在1954年底因在立法院公开发言反对为增加军费而将电力加价，惹怒蒋介石，被开除党籍。但在齐邦媛眼中，这不是冲动而为，父亲对蒋介石的不满由来已久，起源于东北胜利之后的变局。因此齐邦媛在书中这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