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内容提要】从1820年代起，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在中国创办或支持的出版媒介和他们的著作，批判并否定在此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止的、没有历史的文明；中国的民族特性是由排外、迷信和其他恶劣品质构成的；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则是以残忍、腐败为特征的，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摘要题】思想·文化【关键词】传教士/来华英商/中国学/新观念【正文】在19世纪20至30年代，来华英国散商逐渐取代东印度公司，成为中西贸易和中西交往的主角。他们企图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英国对华政策，在当时中外交往的主要舞台广州创设自己的舆论工具，使其成为宣扬政治主张、表达各项要求的喉舌。在商人之外，另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群体是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他们也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并与英美商人相互为用，创设报刊与学术文化机构，宣扬其主张和理念。在此过程中，令人瞩目的是，他们结合在中国的生活经验，通过媒体重新建构中国的形象，来为他们关于对华关系的构思和设计进行学理论证和道德辩护，从而改变了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中国学的面貌。本文将通过这一时期广州口岸的英文媒体和基督教传教士著作，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一、对16～18世纪西方中国学的质疑与否定从1827年开始，来华英国商人群体在广州创办、支持了《广州纪事报》、《中国信使报》、《广州周报》、《广州杂文编》等报刊。其中《广州纪事报》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份近代报纸。这些报刊，虽然大多由英国商人经营，很多文章也由商人撰写，反映他们的立场和利益，但它们的一个重要的作者群体，是来华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故其舆论实际上也反映了传教士群体的观念或倾向。鸦片战争前由基督教传教士自己发行的媒体，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中国丛报》月刊。这份刊物虽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但实际上是一份对中国进行全面报道和研究的学术性刊物。它常对重要问题进行有深度的探讨。基督教传教士和英国商人群体赋予这些报刊的一个使命，即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研究和表述。在19世纪前期，这两个群体以及英语世界的其他一些作者论述中国问题的作品，也将此作为一大宗旨。所谓重新研究和表述，是相对于19世纪之前以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主的西方学者建构起来的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而言的。关于19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已有不少著作阐述。美国学者何伟亚对此有过简明的概括：“自16世纪开始，有关中国的描述慢慢在欧洲传播开来。有些描述是由耶稣会传教士提供的，有些则是由到过中国沿海的海上航行者---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提供的，其他的描述则是由欧洲各国使团的成员提供的。从这些材料中涌现出一个高度理想化了的中国，一个乌托邦，在那里仁慈的专制主义指导一个理性的明智政府，而政府又是由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士大夫’所组成。其结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农业繁荣、人口最多的民族，其丰厚的财富能够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正如法国重农学派所揭示的，中国的积极品质与当时欧洲社会缺陷形成了对比。”[1](P77)各种积极、正面和肯定性的中国形象不仅出现在传教士、旅行家的通信或游记中，还推动了欧洲大陆学术界以中国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即本文所说的“中国学”。当然，这种总体上积极的中国形象，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西方人都对中国采取了盲目崇拜或一味肯定的态度。与当时法国等欧陆国家的“中国热”的现象相反，在“英格兰出现了与日俱增的对艺术与道德哲学中的中国影响的抗拒”，而且这种拒斥“逐渐地成为对中国的全盘批评”。而18世纪英国社会在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对于中国的负面形象的构造，“特别是对中国的过去的否定，产生了‘西方’；一个活生生的中国的活生生的消极性起着构筑优越的英国民族特征的作用，并证明英格兰现在已经超越了地球上的所有人群”[1](P78～82)。因此，英国社会对中国的负面或否定性认识在西方具有较为长远的背景。19世纪前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