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摘要：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1992年9月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全面阐发了构建中国古史框架的重要学术思想，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肯定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在距今七八千年，开始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方国进而又改定为古国。关键词：苏秉琦／重建中国史前史／古国——方国——帝国苏秉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过程中，已经感觉到要完成这一课题的艰难程度。但是，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中吸取的经典著作的思想、明确的“文明起源”的概念，以及形成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新的认识，却拓宽了他的研究思路，为他重建中国古史框架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他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找到了理论依据。所以，1991年之后，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同时，又考虑了重建中国古史框架，进而探索中国国史问题。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是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发生的其学术研究的三步跳跃。这三次跳跃，使苏秉琦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一、《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与苏秉琦建立中国古史框架的尝试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于1991年8月18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明的，而表明他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具体探索及获得重要进展的，则是《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论述于1992年9月，并以访谈录的形式刊发于《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后于1993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召开之前，苏秉琦对其进行了逐句逐字的修改。在这之前，即1992年5月，苏秉琦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八十周年题辞时，已形成了“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一古史框架。这一古史框架的形成，是苏秉琦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的新认识。所以，他于1992年8月22日在石家庄召开的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已不再是简单的‘五千年文明古国’，而是成体系的古史概念了，它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发展了一大步。”这一古史框架无疑是苏秉琦在以往研究成果之上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研究的结晶。《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展了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思考》一文中形成的有关思想，全面阐述了以史前史为主的、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学术观点。《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首先论述了苏秉琦探索如何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所走过的道路，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解悟到研究“由氏族到国家”的方法；七八十年代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剖析全国六个大区的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探索把十亿中国人民凝聚到一起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以及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来解开中国超百万年以来形成的、长期起积极作用的文化传统，是如何从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长江大河的千古之迹。然后着重阐述了80年代后期以来他重建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形成的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的观点，并希望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以这个中国古史框架与脉络，即三部曲来研究世界古代史。所以，他说“重建中国古史，是考古学科发展的转折点，是中国历史研究的转折点，甚至也是世界史研究的转折点”。文中还论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些长期起积极作用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