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曲折历程(下)三、近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期(1980~1998)改革开放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诸多有利条件,譬如: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宽松,使研究者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得以充分发挥其才能和积极性;极左思潮的被遏制和清算,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恢复,使学术研究回到了正常轨道;国门的开放,使研究者视野大开,得以借鉴国外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等等。近代文学研究在这样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之下,终于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新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基础建设从无到有,学术活动有声有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前60年的近代文学研究都是无组织、无计划的自发行为,既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和学术活动,也没有形成固定的专业研究队伍,除了阿英等个别学者外,都只是把近代文学研究当作副业或出于一时兴趣罢了。这显然也是未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本时期在基础建设方面有很大的改观。早在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就率先设立了近代文学研究组(后改研究室)。此后不久,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改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河南师范学院(后改河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后改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分别设立近代文学研究室或教研室。其他高等院校和各省社会科学院虽然没有设立近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专门机构,也都配备了专职教师和专业研究人员。此外,在全国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的热潮中,全国及山东、广东的近代文学学会,全国及广东、云南、江苏、上海的南社研究会,也都陆续成立。这些机构和团体在近代文学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吸收和团结了一批优秀人才,为近代文学研究队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参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如每两年一届的全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讨论会,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讨论会,以及龚自珍、黄遵宪、吴梅、苏曼殊等人的专题讨论会,为提高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作出了贡献;创办了几种不定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专刊,如《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近代文学史料》、《中国近代文学评林》、《晚清民国文学研究集刊》等,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发表园地;培养了一批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其中的不少人都成了骨干。这一切的结果之一,就是促进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由20世纪80年代的数十人,发展到200多人。正是这一支研究队伍开创了本期近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局面,贡献了丰硕成果其二,研究全面开花,成果空前丰盛。本时期虽然只有19年,然而近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却在所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60年。一一开列太占篇幅,仅能概述如下:1.单篇研究文章达7000篇以上,将近前60年的两倍。---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2.近代文学史著作有12种:陈则光著《中国近代文学史》(全书3卷,仅出上卷)[18],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19],管林和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2卷)[20],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3卷)[21],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近代卷(即第5卷)[22],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23],欧阳健著《晚清小说史》[24],谢飘云著《中国近代散文史》[25],钟贤培和汪松涛主编《广东近代文学史》[26],叶易著《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27],黄保真著《中国文学理论史》第5卷[28],黄霖著《近代文学批评史》[29]。此外,敏泽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30]等也都列有近代专编。其中既有近代文学断代史和分体史,又有近代文学批评史和地方史;既有集体合作,也有个人独著,而且个人之作多于集体之作,这说明已经产生了一批近代文学研究的通才。3.研究专著的数量更多,除了作家年谱、评传等微观研究不计外,仅宏观性研究的专著即有3多种,包括近代文学总体研究、文论研究、文体研究、流派研究、社团研究、史事钩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中山大学中文系主编《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31]!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集体著《中国近代文学百题》[32]、钱仲联著《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33]、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新探》[34]、关爱和著《从古典走向现代》[35]和《悲壮的沉落》[36]、叶易著《中国近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