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一、引言：其一是人与人之间基本上是生活在熟悉人社会里。在这种情况下，依靠道德便可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不需要存在于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律。其二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呈“差序格局”。使得每个人与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而儒家思想则为这一格局提供了正当性的解说，如“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等等，这些无不论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合理性。在差序格局之下，对陌生人不讲信义是合乎逻辑的解释，因为忠是对君而言，孝是对父母而言，信则对朋友而言，对于陌生人，则没有道德上的要求，这就使得传统中国既欠缺平等观念的资源，又无法形成西方社会中尊重他人的“Reasonableman”的概念，当然不利于与陌生人的交往、尤其是商业交往，代表权利、正义的法律自然无从产生。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主持政府的修订法律工作。1904年，修律工作正式开始，历经10年，修律工作基本成形，使得清政府终于有了自己的近代意义上的法律。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随后，全国各地法政学堂纷纷设立，至1909年，据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编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统计，全国共有法政学堂47所，学生12282人，分别占学堂总数的37％和学生总数的52％。法学教育达到了空前的兴盛。自此，法政学校的开办在近代中国一直长盛不衰，即使清政府的覆灭亦未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至1925年，仅法政专门学校即占全国学校数的40％左右，而学生数更是占全国学生数的60％左右，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大学法科。大学的法科中，北京大学自1913年至1923年间所毕业的法科学生数占全校毕业生总数的46％左右。甚至到了1932年至1949年间，法科学生数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20％以上。一时之间，法学再度成为显学，使得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慨叹“中国的法律学生太多了”，并提出应限制学生人数。杨荫杭先生更是激烈地批评道：“欧美学生以考入法科为最难，而中国则最易，凡不学凿空之徒皆趋之。……法学精深，本不易学，而中国法学，诸事苟且，文凭贱如粪土，学士多如苍蝇。”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又一大特色。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发展之初，“一切教习，多用西人。”其原因大致为：由于新式法学教育的开创，我国固有的法律体系被打破，而新的法律体系又尚未建立，基本上没有本国法律以适应教育的需要，不得不以研习外国法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比较法教学在近代备受青睐的原因。东吴法学院的英文名字为---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ComparativeLawSchoolofChina，即中华比较法律学院，贴切地反映了其教学特点，而东吴法学院的培养目标亦是“使学生充分掌握世界主要法律体系的基本原理，以培养可为中国法学创新作出贡献的学生为闳旨。”除东吴法学院外，比较法方法亦为同时期的其他法学院初步采用，如北京大学等。参见［美］康雅信：“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大学法学院”，载《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257页。）研习外国法，本国并不能提供相应的师资，事实上，即使不是为了研习外国法，近代中国亦不能提供熟悉现代法学理论的足够的教师，而中国法学教育的需要又极为迫切。显然最能见效的当为直接从国外延聘教师。另外，延聘外教一时成风亦有西方列强强加的因素。各国为了扩展自己的在华势力，纷纷强迫当局采用他们的语言、讲授他们的制度法律，以达到最终控制中华民族的目的，对此，近代中国的统治者并无力拒斥。综观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所延聘的外国法学教员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和日本，其中日本教员主要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迅猛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在1897年至1909年间，中国部分法政学堂延聘的日本教师达五十余人之多。东吴法学院成立之初的教师则多为外国人，只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法学院教师才逐渐“本国化”了，但即使如此，外教在法学院中依然为数不少。外教的延聘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启蒙的法学教育作用，但法律的移植毕竟脱离不了本土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