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过程与机制研究王华苏伟锋引用格式：王华，苏伟锋.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过程与机制研究——以丹霞山两村为例[J].旅游学刊，2021，36（5）：69-80.[WANGHua，SUWeifeng.Tourism-drivenruralgentrification：CasesstudyoftwovillagesinDanxiaMount[J].TourismTribune，2021，36（5）：69-80.][摘要]文章针对我国一些乡村旅游地新近出现的绅士化现象，以丹霞山两村为例，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揭示其过程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旅游驱动型乡村绅士化历经草根商户绅士化和企业集团绅士化过程，前者是草根商户和村民主导的旅游设施投资、商业化空间生产阶段，后者是企业集团和村民主导的旅游投资加剧、高档化空间和文化景观商品化生产阶段。这个过程是在旅游驱动下，由村民和外来企业主导、政府支持下产生的，其结果重构了乡村物质和文化景观，并未造成对本地村民的置换。这类绅士化在产生背景、成因、推动者、迁移动机、人口置换及物质景观变迁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该研究为全球乡村绅士化研究提供了中国案例，有助于深化理解旅游发展中乡村社会空间形成与演变规律，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路径参考。[关键词]旅游发展;乡村绅士化;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F59[]A[]1002-5006（2021）05-0069-12Doi：10.19765/jki.1002-5006.2021.05.010引言“乡村绅士化”现象最早由Parsons提出，表现为城市中产阶级因居住或休闲需求而迁移乡村从而产生乡村阶级构成调整、人口置换、房价上涨等一系列影响[1-2]。在西方研究基础上，何深静等主张乡村绅士化是指多样化的群体出于体验或居住考虑，从城市入驻乡村，并利用一定经济资本推动乡村社会嬗变的过程[3]。这一界定将绅士化的主体范围并非局限于城市中产阶级，也非仅仅是迁移居住目的，而更强调其文化体验需求，比较契合当前中国所处的快速城市化发展情境。纵观近40年西方乡村绅士化的研究，大致可以综合以下4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绅士化的阶段划分。代表性的研究是Phillips的乡村绅士化五阶段模型：资本贬值、直接资本投资、投资加剧、资本符号化，以及资本扩散和公司化阶段，主要从乡村的生产/投资、人口结构、物质景观、文化与生活方式4个维度进行阶段特征的分析[4]。二是围绕乡村绅士化成因的讨论。绅士化的成因一直存在“供给”和“需求”两种观点之争，供给论强调投资和逐利导向，而需求论强调文化和审美消费需求导向。新马克思主义学者Smith开创性地提出了绅士化的先决条件“租差”（rentgap）假设，即土地的潜在地租和现存地租之差扩大到一定阈值便会引发绅士化过程[5]，Clark对瑞典马尔默市[6]、Badcock对澳洲阿德莱德市[7]的案例研究都证实了“租差”假设。随后，以Ley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从后工业城市转型和新中产阶级壮大的论据出发，提出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绅士化解释观点，消费者的文化偏好被认为是导致绅士化的主要原因[8-9]。鉴于两种观点都存在局限性[10]，一些研究者认为，供给论和需求论对于绅士化成因解释同等重要且互为补充[11-12]，而旅游绅士化则为供需论提供了概念上的连接[13]。事实上，乡村绅士化成因也存供需之争。需求论主导的乡村绅士化成因解释，与西方国家逆城市化[14]、后工业化[15]、后农业时代[16]等社会发展进程密不可分，同时，受到二战后婴儿潮和退休移民潮的影响[17];在供给论上，Darling认为，投资乡村土地的目的不在于修复破败的物质景观，而在于通过对“休闲性”（recreationalnature）的空间生产获取最大化地租收益[18]。三是绅士主体及迁移动机的研究。西方从比较城市主义出发[19]，发展区别于城市的“第二、三空间认识论”[4]，强调乡村绅士化是以白人精英或退休人群为代表的绅士主体[20]，为寻求舒适环境[21]、山野气息[22]或教育投资机会[23]而自发地向乡村迁移的过程，政府对这一过程的干预有限[20，24]。四是乡村绅士化影响效应研究。乡村绅士化的社会排斥和人口置换问题相较于城市区域更为缓和，但退休人口大量涌入仍不可避免地挤占了乡村新生世代的生存空间，导致乡村社区活力下降[25-26]，故西方语境中的乡村绅士化带有一定的批判色彩。源于西方國家的乡村绅士化是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