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生教育中导师与研究生关系问题研究要改善当前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师生关系，我们需要限制导师的上述权力。为此，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改革博士生招生制度。当前，中国博士生招生是考前联系、确定导师，考试环节的面试成绩主要由导师来决定，最后的招生对象也是由导师来确定。这种招生制度决定了研究生从考试之前就对导师建立了严重的依附关系。优秀的导师可以通过这种关系招录到优秀的博士生，但不良的导师会将这种关系演变为自身的利益。要破除这种依附关系，需要改革招生制度。笔者认为可以在博士生招生中实行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方式：考前不确定导师，考试环节特别是复试环节由导师组来集体决定；录取对象则完全由考生的成绩来决定；录取并入学至少一个学期以后，在相互了解、磨合的基础上，再由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实行双向选择确定。这种招生模式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实施效果相对不错，值得在博士生招生中进行推广。二是取消导师对研究生中期考核、答辩的前置同意权，也就是说，研究生是否参加中期考核、是否参加毕业答辩，不需要导师同意，直接由研究生本人申请即可。只要研究生符合中期考核、答辩的各种形式条件(比如课程学分、前期成果等)，就有权利参加中期考核、答辩，由导师组、评委团来进行学术评价。三是完善中期考核、毕业答辩的集体评审机制，其中主要是严格实行导师组、评委的匿名评审制度，并实行导师回避制度。有人会担心，导师对自己的研究生没有上述权力，导师如何“管理”研究生？笔者认为，导师对研究生的功能定位其实是“指导、帮助”，不是“管理”。导师的“权力”主要是“专业权威”，导师的专业权威来自于学术权威的“引导、指导”，是一种“软权力”。其实，导师要适应“没有权力的导---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学”，通过自身学术权威的软权力来实现对研究生的“导学”。在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导学共同体中，和谐的关系需要在平等、尊严、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即使是导师的专业权威，在研究生阶段也有显著变化，特别是对博士生来说，随着导师指导的不断发展和自身学习的不断深入，导师地位会从原来作为“是学生正着手课题无可置疑的权威”慢慢变得其权威性和专家性遭到挑战。[34]布莱洛克(H.M.Blalock)[35]和贝克尔(HowardBecker)[36]都认为，要建立自由流动型的研究结构，让学生与其他人员处于一个更平坦的结构上，学生有机会在其他成员的帮助下对研究发起攻击。实际上，对研究生的行政管理权力(即学校纪律、学校管理规定等方面的行政事务管理权)应该交给学校，对研究生的学术评价权力应交给导师组、评委团，导师对研究生行使的仅仅是学术权威的导向力。权威接受理论的创立者巴纳德(ChesterI.Barnard)认为，“命令是否有权威决定于接受命令的人，而不是决定于权威者或发布命令的人”[37]。其实导师的真正权威也应该是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威，体现为学生认可的实际权威，也就是威信的建立。[38]导师要树立自身学术权威，必须时刻加强自身的学术修炼，用学术修养来“臣服”研究生，实现对研究生的指导、引导。(三)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应遵循的原则从理论上来分析，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确实应该有助于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高。特别是科研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在课题研究参与活动中隐性知识的习得，而在参与课题研究的过程中，研究生能习得大量显性知识无法替代的隐性知识。但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是培养研究生，是以生为本的。为了体现这一要求，我们在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这个过程中，必须秉持三个原则：一是自愿参与原则，即研究生是否参与老师主持的课题研究，完全由研究生自己确定，而不是由导师来提出要求。参与课题研究固然有利于研究生习得大量隐性知识，但这不应该是一种必须，因为研究活动不一定必须参与课题研究，很多重大研究成果未必是在课题研究中完成的。另外，每个人的研究主题有所不同，研究生未必能幸运地碰到恰好与自己研究兴趣相投的课题。特别是在博士生阶段，很多博士生已经具备相对独立开展研究的能力，他们对自己的研究主题、研究思路、研究步骤等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