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力图对中国家庭政策中存在的价值混乱现象、政策供给中主体间的立场分异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家庭”内部关系的区分，对法规不同属性确实认，以及对广义的家庭政策的供给机制的分析，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家庭政策存在对纵向代际家庭和横向婚姻关系的双重原那么。另外，在国家强化家庭责任，将家庭设置为重要的福利供给主体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以私法为法律框架，在市民社会权供给中多采取“家一户”治理的策略。因此，家庭政策不仅具有家庭化的功能，同时也具有“去家庭化”的实际效能。在今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家以既有的包括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在内的家事法律为基础，结合社会开展需要，正式公布了“婚姻家庭"编（民法典第五编）O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协议离婚，新法规加入了"三十日冷静期"的限制性条件。消息一经公开，立即引发社会热议，其中不乏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有关''离婚冷静期”的入法问题，自2018年民法典草案面世以来，历经全国人大常委员的三次审议，其间民众也持续地表达了各种反对意见。最后出台的正式法规对这一条的坚持，可以视为表达了提高离婚门槛的国家意志。但是，对于这一条看似以家庭主义为价值宗旨和以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为目标的法规的立法意图，立法者在面向公众所作的意义阐释中却语焉不详。比方，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在接受采访时，将设置限制性条件的目的解释为为了帮助人们更慎重地行使离婚权利。这种说法是以当事人可能存在的理性行为能力缺乏为由，对个人主义原那么和家庭主义原那么的价值分歧作了模糊的处理。这显示了立法主体的某种尴尬：即使有以法律手段降低离婚率的主观意图，却不能或不宜旗帜鲜明地主张以限制个体离婚权的方式来申张家庭主义原那么。相对于官方对维护家庭稳定的政策目标这样一种模糊的说明，各种反对意见那么较为清晰地表达了对个体权利（离婚自由和离婚申请人免受家暴威胁的权利）和当事人具摆不定的家庭政策中，实际存在某些一以贯之的基本原那么及其政策连续性。（一）法律政策对代际家庭关系的持续强化首先，国家通过立法手段，逐步强化"家庭关系"，尤其是代际间的相互责任。1980年，---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新的《婚姻法》以专门一章的形式列出了"家庭关系"（第三章），进一步明确了子女与父母（新的婚姻法增加了继父母）之间的赡养和抚养/教育的责任。此外，该法律还将祖孙关系、兄弟姐妹间的关系也明确纳入“家庭关系”的范围，并规定了家庭成员间相互的生活保障责任。第二十二条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第二十三条有负担能力的兄、姊，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抚养的义务。1982年，家庭责任正式被列入宪法："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第四十九条）01996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又明确、详细地将"养老”规定为家庭成员责任。2001年，新修正的《婚姻法》再次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生活保障责任。相对于1980年《婚姻法》，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即使中间一代仍在，祖孙间也依然必须承担相互的生活保障责任。另外，此次修改的婚姻法还规定了弟妹对兄姐的反哺性生活保障责任：第二十八条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第二十九条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扶养的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家庭成员之间的生活保障责任关系，不仅超出了婚姻关系及核心家庭的范畴，也超出了主干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