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地中间地带视野下独克宗古城研究杨若愚[摘要]独克宗古城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多宗教和谐共处的社区。在这个社区的田野调查表明，历史上不同民族在此发生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接触和交往，在一个远离“华夏中心”的“边疆”地带身份和认同发生了改变，作为本地人的“藏”和外来移民共同构建了古城的社会体系，为我们展现了“汉夷杂处”下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交融。[关键词]独克宗古城政治边地族群互动文化变迁[]G122[文献标识码]A[]1009-5349（2016）10-0078-02“自丽江西行，路皆危岩峻坂，如登天梯，老桧交柯，终岁云雾封翕，行者不见马首，几疑此去必至一混蒙世界矣。讵三日后，忽见广坝无垠，风清月朗，连天芳草，满缀黄花，牛羊成群，帷幕四撑。再行则城市俨然，炊烟如缕，恍若武陵渔父，误入桃源仙境。此何地欤？乃滇康交界之中甸县城也”。这一区域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的中端。①迪庆与西藏虽属同一民族聚居区，然其内部差异同样是巨大的，在以藏文化为核心的地方文化基础上，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规范体系与文化样态，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周边大的纳西族聚居区、白族聚居区、汉族聚居区影响，香格里拉这一边缘地带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其他藏区的独具特色的藏区文化。过去迪庆为滇西北边地，是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势力的缓冲区，经济交往的市集地，茶马古道边镇。今天在独克宗古城居住的“藏族”实际是很多元的，历史上曾在这里发生的文化接触并不“单纯”，驱动不同的人群来到这个小镇的是来自不同力量间的角逐。一、“中间地带”每一个“边疆”都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多样性的民族构成和地方经验、边民边政的特殊性。“边疆”二字指的是居住地带的边缘，但对在这一区域生活的人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中心”，本文把“边疆”②作为“中心”来加以研究。这里是官员、移民、土著的交汇地，人口的流动、地方治理体制和文化的传承与变革、几个族群区域间贸易网络的形成和族际互动、异族通婚都促使这一地区发生了变迁。人类学的研究向来倡导聆听当地人的声音，注重当地人对自身文化的解释。被视为“当地人”的世居民族和“游移”于此的外来移民之间的互动，通过通婚及其他经济、文化上的活动，“最终”形成族群认同表现。进入独克宗古城的不同的群体因各自所处客观环境和原来“母文化”联系的不同而产生了分化，在特定的历史时间下带有条件的古城里的汉、回融入到藏中去，而来自周边今天丽江和大理区域的纳西族、白族则给藏带来了影响与改变且保留了自己的认同。美国学者纪若诚（C.PatGiersch）对中国西南近代早期边疆社会变迁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对西南边疆的研究中，学者们强调帝国在其中的主导作用，这种方法虽然有效说明了清帝国如何把边远的蛮荒之域整合起来，然而却很容易忽略掉边疆少数民族社会自身的发展历史和移民的重要性。汉化范式的局限有两方面，其一，它假设只有汉文化可以产生单向的涵化，因而，掩盖了在移民与官府、大众与帝国间意义重大的张力。其二，它假设当少数民族社会面对汉人移民时，将不可避免地融合在汉人价值观的洪流中。在大国家的外部边界，有一批复杂的小政治体维系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对这些土著精英，中央政权称之为土司，在对边疆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消减对汉文中心和汉化的依赖。在对西南的研究中，纪若诚提出了一种补充的研究方法，即把在对西南的研究中所采取的视角同由理查德·怀特（RichardWhite）在对美国印第安人与欧洲人关系史研究中所发展出来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怀特开创性的著作《中间地带》（TheMiddleGround），把印第安人置于场景的中央，而不是简单的研究欧洲人和欧裔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文化）遭遇并不是一场只有你死我活的力量对角。一些新的东西也有可能在碰撞中出现。双方创造了一种新的互动实践方式，通过对旧机制、传统的适应来适应新的需求，双方都是行动者，都是变革的对象。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独克宗古城就像是一个夹缝地带，处在不同的文化、族群、地方政权与帝国之间。据《新唐书·南诏传》《云南志》《元史·地理志》记载，当时金沙江两岸已分布和聚居着古宗（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