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使命与立场摘要：毫无疑问，教育理论研究的使命是指导实践，而指导实践的前提是建构一种有解释力的教育理论知识。对于当前中国教育理论研究者而言，首先要把教育中的“道理”讲清楚，建构一种科学完备的、具有解释力的教育理论知识。同时，教育理论知识建构的立场则是具体的教育实践，而非空洞的、先验的概念与命题。若离开了具体的实践，教育理论的知识生产只能是蹩脚的，没有解释力的。教育理论研究者要破除书斋式、空洞的概念演绎，立足于生动的教育实践，从实践中获取滋养，实践经验“理论化”与科学理论“实践化”的双向互动中完成理论构建。关键词：教育理论，研究使命，实践立场，知识建构，引导行动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1SZYB02)；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项目(JSJY2012YB05)教育学深陷于危机之中，教育理论研究者为了捍卫学科尊严，正致力于不断地提升教育理论的科学完备性与实践效用性。教育理论研究者不仅要增强教育理论的科学完备性，把教育学建设成为一门概念明确、命题清晰、论证合理、体系严密的科学(或学科体系)，还要提高教育理论的实际效用，把教育学建设成为一门可以有效指导具体教育实践的实践性理论。一、危机与尊严：教育理论研究者的焦虑教育学自从诞生以来，始终追求实现科学化。自从赫尔巴特以来，在众多研究者的努力下，教育学不但没有成为“科学的教育学”，模仿自然科学或依仗社会科学建立一整套完备性学科体系，反而在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中失去了自我。相对于其他学科(或理论)而言，教育学作为一种学科(或理论)，地位不是太高，备受责难与屡受贬毁。“‘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今天，即使是把教育视为一门学科的想法，也会使人感到不安和难堪。‘教育学’是一种次等学---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科，把其他‘真正’的学科共冶一炉，所以在其他严谨的学科同侪眼中，根本不屑一顾。”[1]教育学的“次等学科”的境遇，一方面时刻警醒着教育理论研究者要提高教育理论本身的“科学”品质，同时也在一遍又一遍地打击着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尊严与学术自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理论研究者逐渐地认识到教育学在日益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危机，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都对现状很不满意。“在理论工作者眼中，教育学尚未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其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表述具有随意性，理论水平不高；在实践工作者看来，它脱离实际，至少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2]正是面对教育学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两种不同声音，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学无法根除其自身的危机，应该走向学科消解的终结之路；[3]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学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走向重新“建构”的道路。[4]无论是持悲观态度的终结论者，还是持乐观态度的重构论者，在争鸣过程中首先承认了中国教育学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并认识到这种危机正在影响着教育学的合法性根基，关涉到教育学的学科尊严。教育学处于危机之中，这是一个事实。在教育理论知识体系方面，教育学几乎没有几个属于自己的概念、命题，大部分概念、命题也基本上都是移植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概念移植还很拙劣，以至于现有教育学著作中的概念、命题很是混乱，糊里糊涂、生搬硬造比比皆是。对于教育知识的完备性不足，教育理论研究者或许还可辩解为教育学在于指导实践，那么很快这一辩解又失效了。在教育实践领域中，教育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严重不足，不能有效地指导教育实践，教育实践工作者常常抱怨教育理论的无效、空疏无用，教育理论研究者是在玩概念“游戏”。教育理论研究者不断地遭受到来自理论“科学性”与实践“有效性”的双重打击，处于全方位的危机之中。二、致知而后导行：教育理论研究者的使命1.探究教育理论：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实践方式毫无疑问的是，指导实践是教育理论研究者的终极性使命。教育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可见，揭示规律、建构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为教师提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