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刘再复在世纪之交批评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文中写道：“80年代，大陆一群思想者与学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教训中得到教育，知道放下政治斗争留下的包袱与敌意是何等重要，换句话说，批评应当扬弃任何敌意，而怀着敬意与爱意。对任何作家，不管他过去选择何种政治立场，都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是同情的，理解的，审美的。80年代的这种思路，到了90年代，似乎又中断了。大陆有些作家学人，刻意贬低鲁迅，把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说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话，这在思维方式上又回到两极摆动的简单化评论。现在真需要对90年代大陆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有个批评性的回顾。”(注：刘再复：《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见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7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弄潮儿，刘再复的这一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刘再复对于80年代“审美主义”和“纯文学”的观念仍然深信不疑，但是他对于90年代文学史写作所表达的不满及其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思索。由刘再复通过对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新评价而提出的90年代文学史写作问题，确实意味深长。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某种具有历史路标作用的书写。因为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它以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确定了“重写文学史”的坐标和界碑。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和潜在的对话关系。这种张力为“重写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空间和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到20世纪末，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开启的“重写文学史”已经充分释放和耗尽了它所积蓄的历史势能，空白之页已经充分填补，并且作为一种“文学史的权力”已经走到了另一个遮蔽与压抑的极端。“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明确的口号和明显的潮流是在1988年7月《上海文论》第4期上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这一专栏下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表了一批具有强烈的“重写”色彩的论文。“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的提出构成了“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高潮。“重写文学史”的正式提出和成为潮流，是在1988年，可是，“重写文学史”的“辽沈战役”却打响于1985年。“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者之一王晓明明确地把1985年在北京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和在会上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重写文学史”的“序幕”(注：“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们第一次看清了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既成格局的重要意义”，见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6期。)。这是符合“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实际的。而“重写文学史”的起点则更可以追溯到1978年前后对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以及“文化大革命”“左”倾文艺路线的否定。正是通过对于“左”倾文艺思想的否定与批判，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为文艺“正名”(注：对《纪要》的否定是从对“题材决定论”的批判开始突破的，而以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构成了对《纪要》的彻底否定。1978年5月20日出版的《人民文学》(1978年5期)在“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专栏下发表了林默涵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文学工作者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等一组文章。《上海文学》1979年4月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否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