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网络、以法抗争和当代中国城市集体行动——一个街区维权运动个案研究内容摘要：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已经从垂直性的单位制转向为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社区制。随着这种转型和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基层社会也爆发了越来越多针对地方当局的市民维权运动。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个案研究发现，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和弱势的市民维权者策略相似，地方当权者也常利用关系网络为主要手段来动员国家权机构和普通市民的支持，并瓦解市民的抗争。因此，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爆发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关系网络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目前国家的本质使然：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当前的行政体系又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状态。正是这一点使得维权市民有必要并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促进其集体行动。城市市民维权运动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空间发育和改善地方治理秩序，而且在实际上加强了国家权威和自主性。一、导言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系已经从以垂直性的单位制为主转变为由基层政府主导的社区制为主（Wu，2002；华伟，2000）。由于近年来的城市改革以及基层管理重点转向社区建设，街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各级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商业组织和市民等各方利益竞争的一个重要场地。但各方的关注点有着很大不同：国家和高层政府力图保持地方稳定；其职能部门则十分关注自己的权威在基层是否受到尊重。由于地方政府得到更多的授权以参与当地经济活动，并且其政绩主要以当地的"硬件"如GDP发展来衡量，所以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当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生产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地方上的商业组织，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则专注于在街区开发中追逐利润。普通市民们也越来越关心街区政治，因为其房产的价值、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地位越来越紧密地和他们所在街区的环境联系起来2.因此，为达到各自的目的，这些行动者可能会相互合作、竞争乃至冲突。由于地方分权以及伴随而来的相对微弱的上级监管，有些基层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往往勾结起来，联手剥夺当地资源。随着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更新，这种地方性的官商联盟已经成为普遍性现象，并发展成为类似上个世纪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地方开发的"增长机器"（growthmachine，参见Domhoff，1986；JonasWilson，ed，1999），并常和市民产生利益冲突。近年来城市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拆迁事件（如湖南嘉禾事件等）就是这种"增长机器"和市民间日益扩大的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当前市民们对于地方当局（包括基层政府及其支持下的开发商等）侵权的反应已经和过去大大不同。事实上，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和农村地区一样，城市基层政治场域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针对地方当局的维权性集体抗争3---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兴起（Cai，2002；戴星翼等，2000）。目前已经有很多相关研究考察了当代中国群众性维权运动。这些研究认为，导致集体抗争兴起的重要因素包括"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市民领袖或抗争行动组织者的出现、社区成员的支持、市民权益意识的增长以及集体记忆的促进（应星，2001；O'Brien，1996；LiO'Brien，1996；Cai，2002；Pei，2000；Read，2003；Lee2000b），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多相关研究都集中于农村基层社会。在新的治理背景下城市街区的维权运动发生的动力机制商不清楚。首先，有关西方抗争政治的研究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是导致集体抗争发生或兴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结构变迁有助于集体抗争的成功（Tilly，1978；Kitschelt，1986；Tarrow，1994）。有关中国农民维权运动研究则指出新形势下的国家法律和政策为维权群众提供了对抗强权的武器（LiO'Brien，ibid；O'Brien，ibid；于建嵘，2004）。这些"政治机会结构"和"以法抗争"4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