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教育学的起步与发展特征基于文化教育学早期著述的文本分析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文化教育学经由日本传至我国，成为20世纪上半叶我国重要的教育学思潮之一。蒋径三、杨杏庭分别以重研究与重改革两种倾向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引介了德国文化教育学的理论，传播了狄尔泰、斯普朗格和李特等学者的思想。特别是蒋径三的《文化教育学》在中国文化教育学起步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并与散见于各期刊的学术论文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教育学早期著述的基本内容。受限于研究主体、教育制度、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中国文化教育学在起步阶段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它引发的人们对文化与教育关系的一系列思考，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教育学思潮的历史面貌与演进轨迹。关键词：中国，文化教育学，文化哲学，中国文化教育学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产生于德国的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学思潮。20世纪上半叶，文化教育学与赫尔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学派、杜威(JohnDewey)实用主义、唯物史论教育思想等共同对我国教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综观目前的诸多研究，对后三者的研究既广且深，唯有在文化教育学方面，尤其是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教育学起步阶段的研究甚少。从中国文化教育学的早期著述展开研究，是形成对中国文化教育学发展历程更全面、更深刻认识的一项基础工作。一、中国文化教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19世纪后期，在教育学上影响最广最深的教育学思想当属赫尔巴特学派。该学派早期主要经由齐勒尔(T.Ziller)对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继承、发展、运用和传播，契合了德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科学教育理论的需要，成为德国教育学的主流；后期主要经由莱因(W.Rein)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到19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纪末20世纪初，赫尔巴特学派已经风靡欧美各国，后又传播到亚洲，进入了全盛时期，成为不可阻挡的国际教育潮流。同一时期，为反对赫尔巴特学派科学主义和普遍主义，注重人的知、情、意全面发展的“新教育”运动在欧洲崛起，回归自然的教育、儿童本位思潮、艺术教育运动和劳作学校理论等多种教育思潮在德国兴起[1]13，德国文化教育学派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作为文化教育学的先驱，狄尔泰(W.Dilthey)在《关于普遍的妥当的教育学的可能》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否定了超越时代、超越民族的教育学的普遍性，并充分运用其哲学或精神科学“努力理解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2]的特质，把历史主义思维引入教育学，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等精神科学作为理论基础，建构了文化教育学的体系[3]。除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文德尔班(W.Windelband)的文化哲学、李卡尔特(Rickert.H.)的价值哲学和胡塞尔(E.Husserl)的现象学也是文化教育学的重要理论渊源。文化教育学是在反赫尔巴特学派的过程中诞生的，其核心概念“生命”、“文化”、“体验”、“理解”、“陶冶”、“唤醒”等，彰显了其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理论特征，符合20世纪教育学发展的趋向。因此，文化教育学在继赫尔巴特学派之后几乎主宰了德国教育学的走向，并进一步影响到全欧，后又扩散到美国、亚洲等，成为影响世界教育学发展的重要思潮。很快，斯普朗格(E.Spranger)的文化教育学、李特(TheodorLitt)的陶冶哲学、福利特纳(W.Flitner)的解释学教育学和博尔诺夫(O.F.Bollnow)的人类学教育学分别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文化教育学，增加了文化教育学的影响力。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学在建构之初便面临多种选择。概略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先后有多种教育学思潮对中国教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首先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唯理论为基础的赫尔巴特学派占据主流，主因是当时我国教育学取道于日本向德国学习，即“从现象上看，无不依赖日本的教育学，但就实质而言，这个时期引进的教育学是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至少主要是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4]10其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以经验论为哲学基础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以马克思哲学为基础的唯物史论的教育学，以及以文化哲学为基础的文化教育学派三种思潮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