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摘要：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指的是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主要被三种路径依赖束缚：移植别国高等教育制度、高等教育制度的应急性选择、政府对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强控制力。突破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束缚，实现制度创新，就要创新高等教育理念，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健全多元监督机制，并赋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关键词：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变迁被路径依赖问题所束缚。路径依赖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它指的是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会得到自我强化。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束缚作用。正如诺思所说，“制度变迁中的自我维系机制可能会导致路径依赖。也就是说，一些小的事件或随机环境的结果而决定某一些特定的解，而这些特定的解一旦形成，就导致一种特定的制度变迁路径”[1]。社会制度变迁一旦被路径依赖束缚，就好像走上了不归路，即使选择的制度路径无效率，惯性的力量也会使这一制度不断自我强化，很难从这种束缚中摆脱出来。就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而言，要突破路径依赖束缚，必须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一、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束缚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主要被三种路径依赖束缚：移植别国高等教育制度、高等教育制度的应急性选择、政府对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强控制力。1.移植别国高等教育制度。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存在着移植别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历史痕迹。京师大学堂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雏形。学者阿什比曾说，---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1902年与1903年的教育改革立法，将京师大学堂置于一个现代学校制度的顶端。这个学制分为五级：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完全模仿当时日本的教育制度”[2]。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曾说，“在一定程度上，京师大学堂是仿照日本的东京大学而建的”[3]64。可见，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起源是制度移植的结果。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改革的设计是建立在对德国、法国模式的移植之上。阿特巴赫曾说过，“蔡元培以德国大学模式改革北大的同时，又在改革中融入了法国大学模式，法国大学由各大学区校长所组成大学院，大学在各大学区内有辅导下级教育机构的任务。1927年正是在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构想之上，教育部依据这一构想改组为大学院”[4]。不仅北京大学的改革是这样，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变迁都有浓重的制度移植痕迹。傅斯年曾这样评价中国近代的教育制度移植情况，“中国的新教育制度始于庚子年以后，当时的《学堂章程》是抄日本的。民国改元，稍许有些改变，但甚少。直到1921年光景，才大改特改，改的方向可以说是模仿美国，更正确些，是受美国的影响”[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移植苏联高等教育制度的倾向更加明显，从大量的政策文件中可见。如，1952年11月，《教育部关于各高等学校组织翻译苏联教材制定计划时应注意的事项的指示》指出，各高等学校要认真组织教师翻译苏联教材[6]183-184。1954年4月政务院颁布《政务院关于全国俄文教学工作的指示》，强调加强俄文教学工作，培养和提高俄文干部，对于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知识和经验以及推动我国建设工作具有重大意义[6]303-304。加拿大学者许美德说过，“大批苏联专家担任着国家各个部委的顾问，并从事学校的具体教学工作和有关研究丁作。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教育体系的改革方针从‘自力更生、稳步向前’转变成了全面效仿苏联的教育模式及其实践”[3]107-122。可见，建国初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建设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移植。制度移植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制度起源上，也贯穿在制度发展的过程中，惯性的力量使制度移植不断自我强化，形成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这给中国高等教育造成的危害在于，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每一步都眼光向外去寻找发展路径，忽视对自身制度的建设和创新。“我们一味学习别人端给我们的‘经验’和‘理念’，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