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摘要]五十年来．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成绩斐然，在资料、观念、研究视角以及西方当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方面都颇具特色。本文分三个时期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成就和特点作了评述。指出．在60年代以前，其研究仍属40年代大陆风格的延续；至70年代中期后，始进入较大发展时期，研究队伍扩大，视野日见开阔，方法上亦一破过去偏重文献考证的路数，趋向于多元化；90年代以后，除研究广度有显著推进外，更因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的变动而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点。[关键词]香港；台湾；中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史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就其渊源而论，本为大陆现代史学之延伸，只因其所处的特殊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态环境，遂形成了与大陆不同的另一种发展格局。了解并研究这一发展过程和特点，对于扩大我们的视野，推进目前的史学史学科建设。应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港台地区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不仅人数少，且多为大陆移居当地的学者，如台湾的李宗侗、沈刚伯、赵铁寒、宋晞、蓝文徵和香港新亚书院的钱穆等。其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亦保持着大陆三四十年代以来偏重历史文献学的风格。稍后，才有台湾大学或新亚书院毕业的新军加入其中，如杜维运、王德毅、许冠三、汪荣祖、余英时、逯耀东等。但直至70年代前期，其地从事史学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依然不多，研究的范围也不广。据统计，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在1950—1970年的二十年间，发表的论文总数为3724篇，其中有关史学史的仅26篇，约占0．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时期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状况[1](P175—177)。至于外国史学史方面，更鲜有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其时，史学史方面稍具系统的仅有李宗侗的《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和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73)等寥寥数种。其中，李著约15万字，分20章对中国史学的演变作了概述，全书框架大致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相近，内容也不出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范围，且强调“史之足重者，尤当在于记载之真实，若能文笔奇伟，记事翔实，两者均兼，斯为上矣。若不能此，宁留翔实而略奇伟”；又谓，司马光之《通鉴考异》“既合于新史学之观点，实足为以后作者之楷范矣。吾于书中专论《通鉴》二章，盖以此矣”[2]（《自序》)。可见其书重心之所在。钱著则以中国史学名著的解析为基本线索，对中国史学的源起、史书体裁及其观念的演变等作了讨论，力求从传统学术的整体发展背景中去把握史学的特征，表现出其注重学术传承、讲求通识和经世的治学风格。在专题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则有吕谦举的《两晋六朝的史学》(香港《人生》半月刊22卷1期，1961)、逯耀东的《论魏晋史学的转变及其特色：以杂传为范围所作的分析》(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1970)、陈芳明的《北宋史学的忠君观念》(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1972)、杜维运的《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一，1962)，以及对袁宏、范哗、欧阳修、吕祖谦、李焘、刘恕、崔述、章学诚等史家及其史著的讨论。其中不少论著内容厚实，有的还在研究视角上作了新的探索。如吕谦举在60年代中期发表的《宋代史学---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义理观念》和《中国史学思想的概述》两文(分载于香港《人生》半月刊1964年总327期和1965年总342期)，对过去较少讨论的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线索作了梳理，认为“中国史学思想统摄了天道、人道、治道三大理型。天道在变易中见，人道在善恶中见，治道在兴亡中见。治道是人道的实践，人道是天道的主体，天道是人道的法则”[3](P1075)，它集中表现在中国史学特有的义理观上。这种义理，主要“包含了两个物事，一为事理的义理，一为道德的义理。事理的义理重在兴亡成败因果关系的叙述，道德的义理重在善恶休咎的大义褒贬。道德的义理影响事理的义理，事理的义理是道德义理的总结”[4](P402)。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则仅有周应龙的《魏源学案略稿》(《复兴冈学报》第3期，1963)、吴蔚若《章太炎之民族主义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