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求与权力制约近代中国大学学科设置与变迁一个关于北洋大学的案例研究(二)权力的制约实际上，学科自产生之初就与权力密切相关。一方面，权力可以诱导新学科的产生，推动大学学科制度的不断完善，带来知识的系统化与社会的进化。另一方面，权力又可以压制某些知识体系的生产，使其难以获得学科的身份，即使是那些已经进入到大学领域内的学科也会因权力的因素而影响发展资源的获取。两者之关系落入近代中国的时空中时则更为密切，权力甚至成为决定学科生存状态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南开大学的成功算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南开大学不但名师云集，人才辈出，更在于抗战中毁于一旦后，又能奇迹般地依赖舆论及政治的力量再次运作得风生水起，甚至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比肩而跻身国立，摆脱办学窘迫的局面。在这转机的背后，既有校长张伯苓本人出色教育理念的实践，更离不开当时政府的大力支持。尽管1928年时的张伯苓与蒋介石尚未见面，但认为张校长办学得力的蒋主席就已经通过张学良的关系补助南开大学每年2万、历时10年的办学经费[29]。此之，蒋介石或亲力亲为，或通过诸如张学良、孔祥熙、王世杰等人对南开大学给予经费照顾。正是利用政治人物的有力能量而完成的向权力中枢的不断靠拢，南开大学才能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以扶持自身的发展。反观北洋大学的情况则与之大不相同，民国时期的北洋大学不但没有获得有效的政治支持，反而受到强烈的政治压制，这在其学科变动的过程总可见一斑。实际上，与西方教育倾向于个人的全面培养相比，中国的教育一直多由国家把持，从来都是一件充满权力斗争的“公事”。至清末，中国陷入到“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个人”与“国家”完全让渡于“社会”的整体性发展，故此，“满足社会需求”才在夹缝中生长为影响当时教育改革的主要因素，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家权力的主导话语以一种稍显隐性的方式暂避到社会需求之后，故此北洋大学之学科初置时多考虑社会需求的因素。至民国时期，民族危机暂缓，以国家与政府为主导的权力控制再次强势回归到教育场域中，北洋大学此时的学科变更便是一场针对教育资源的权力抢夺战争。尽管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都是“国”字头大学，但两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以经费来源为例，虽然北洋大学同样被冠以“国立”二字，但其经费来源一直是由直隶省政府独立支出，从建校初期便由天津海关和开滦煤矿共同担负，国家层面的拨款可谓杯水车薪；反观北京大学，其教育经费一直由学部、教育部等国家层面的行政机关承担，并不时给予额外“照顾”，由此可窥得两校地位之明显差别。至蔡元培担任教育部长成为实权握有者后，无论是资源支持还是教师选聘，北京大学的优势更为明显。同一时期，蔡元培重“理”轻“术”的教育思想不难显示其对北洋大学“以工科立校”的漠视态度。1918年，蔡元培在解释自己于1913年修改学制的初始意愿时曾经表明[30]：鄙人之意，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牟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适应。学为本、术为干；理为本、工为干，由此可见蔡元培当时对工程教育的冷淡，剥夺北洋大学学科中的优势资源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蔡语中的暗含因素。收编北洋大学法科后的北京大学文、理俱佳，到1919年，北京大学文科已发展成为包括哲学、中学、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史学、经济、政治、法律10各学门在内的大文科，而理科也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在内的4系规模。因此，在民国年间的学科调整中，北洋大学师生大都认为此次学科交换是教育部以权力和行政命令为主导的不平等交换，大多用“强抢”、“剥夺”、“凌弱”[31]等词来形容此次事件，其中的不平与愤懑跃然纸上。也许这些措辞包含了北洋大学学生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