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近年中国明清与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城市虽然早在约一万年前就已出现，但今天最普遍的城市形式，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第一种在全世界成为普遍形式的城市。随着全球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这种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信息中心于一体的城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和重要．城市史(UrbanHistory)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正是这样应运而生，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近年新兴的城市史学与传统史学相比，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它已经远远超出史学范围，而成为涉及到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尤其是近年从人类学发展出的一个分支即都市人类学)以及经济学、生态学乃至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个领域。这种跨学科的挑战性产生了巨大的学术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事这一领域的学习与探索。第二。新的城市史学研究更加体现出社会史的色彩，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社会主体，把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20世纪6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斯蒂芬·塞思托姆(StephanThernstrom)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贫穷与进步：关于一个19世纪城市社会流动性的研究》，被学界公认为是美国“新城市史学”诞生的标志，在研究对象上，该书首次把史学兴趣引向千百万无名大众，从研究方法上，对复杂的计量统计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尝试。80年代以来，欧美等国的城市史研究更是成果甚丰。美国印第安纳等五十多所大学开设了城市史课程，英国莱斯特大学也在1985年成立了城市史研究中心(CenterforUrbanHistory)。美国网上教程(Oncourseon-linecourse)中有专门的城市史课程设置。西方目前的城市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一是比较城市史学。通过探索城市的共同性来掌握城市发展规律，了解其兴衰原因，建立起科学的城市系统研究框架。二是应用城市史学。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等方面，城市史学可以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出计献策。三是城市史学方法论。我国有着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大的而且未曾中断的城市文化传统，如今又处于向城市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但有关中国城市的研究，在70年代以前还是以国外学者的成果居多，---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其中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Skinner)提出的区域体系分析理论。这不仅在70年代，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成果。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在《亚洲研究学刊》连载。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实际上毫无意义，要重新有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区域出发。他依照河流系统，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这样的划分不但打破了传统上以政治边界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而且深远。1977年，施坚雅又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1977)一书，收录了欧美与日本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一些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成果。该书围绕中华帝国晚期(施氏所谓的帝国晚期指的是中国的明清时期，至1895年为止)城市的三个方面来论述。第一编“历史上的城市”，论述城市的建立与扩展，以及影响其形式与发展的诸种因素。第二编“空间的城市”，着重城市在各自的腹地和区域中扎根的过程，论述城市与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间的关系。第三编“作为社会体系的城市”，论述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各部都有一篇由施坚雅撰写的单独的导言。在第一篇导言“中华帝国城市的发展”中，施氏再次将他的区域体系分析理论贯彻到对中国城市的具体研究之中，认为直至19世纪中叶，在中国从各大区各自发展出的独立城市体系之间，经济与行政事务关系还过于薄弱，不能把各部结合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城市体系，这也是把各区城市化分开来进行分析的充分理由。他认为地方制约、行政收缩以及中世纪嬗变形式是对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发展最具意义的三个问题。第二篇的导言名为“中国社会的城乡”，施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