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院校研究中国化”议题之思摘要：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学者完成了厘清院校研究的研究属性、阐明院校研究的实践特征等基本任务，在深化拓展国别比较研究的同时，确立了“院校研究中国化”的议题。“院校研究中国化”蕴含着对“院校研究”作为“舶来品”的“接纳”和“改进”。重启“院校研究中国化”议题的讨论，需要我们对当下中国院校研究内外部环境等影响因素进行客观理性地分析，既要学习借鉴美国院校研究，也不能超越国情、脱离实际地规划中国院校研究的标准和路径。重点在于突破院校研究的实践困境，解决中国院校研究的发展需求、驱动机制、组织模式和研究能力等关键问题。关键词：院校研究，院校研究中国化，美国院校研究，欧洲院校研究过去十多年来，诸多高等教育研究者执着地为“院校研究中国化”布道耕耘，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初步完成了对美国院校研究系统化引介和本土化借鉴的阶段性任务。院校研究在中国高校的实践与行动也在坚持不懈地推进和深化。但毋庸讳言，学界关于“院校研究中国化”的困惑和忧思一直挥之不去，难得其解。重启“院校研究中国化”议题的讨论，正是为了回应院校研究实践的诉求和挑战，为坚持推进、深入推进中国院校研究实践再聚共识、再谋对策。重启“院校研究中国化”议题，我们首先需要全面评价学界对于推进“院校研究中国化”既往的努力与进展。概括地说，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学者完成了厘清院校研究的研究属性、阐明院校研究的实践特征等基本任务，在深化和拓展国别比较研究的同时，确立了“院校研究中国化”的议题。事实上，“院校研究中国化”这一议题本身就蕴含着对“院校研究”（IR）作为“舶来品”的“接纳”和“改进”。所谓“接纳”，即认同其作为高等教育研究新范式与高等教育实践的新事物。对于接纳“院校研究”的考量，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种“研究”的“院校研究”，就其研究性---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质而言，与其他教育研究形式相比，是否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质？二是作为一种“实践”的“院校研究”，就其功能而言，是否具有超越美国国情的借鉴价值？这两个问题在我做博士论文时都有所思考，并在随后出版的著作中给予了阐述。[1]所谓“改进”，这就需要我们认同“院校研究”作为一个新事物存在的合理性。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因为过去有类似的“准院校研究”（如早期高校高教所的职能以及改革与发展研究室职责内的有关工作），借鉴吸纳美国院校研究有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和实践工作基础，我们要在原有基础上改进类似的研究和活动；二是应该借鉴美国院校研究经验，在推进院校研究中国化的进程中，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院校研究模式，推动中国院校研究实践向合乎国情、合乎实际、合乎规律、合乎要求的纵深发展。这正是我们今天重启“院校研究中国化”讨论的题中之义。一对于院校研究中国化，学界或因追求美国院校研究的理想状态而产生急于求成的焦虑感。比如这几年许多学者对中国院校研究的数据基础、分析技术、研究方法、研究者价值中立性、高校领导者自觉性等提出了“高标准”和“严要求”。这其中既反映了学界对于推进中国院校研究实践的理想主义情怀，也饱含着学者们对推进院校研究中国化的热忱抱负。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需要我们对当下中国院校研究内外部环境等影响因素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还以美国院校研究为例。在我过去所做的研究中，曾经提出美国院校研究产生与发展有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2]一是从院校研究肇始的内因来看，主要是因为美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校领导者产生了应对管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的决策支持需求。二是从院校研究发展的外部动因来看，院校研究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外因，则来自于政府、基金组织、专业机构和社会公众对于高等教育质量、效益和问责（Accountability）的关注。三是从院校研究功能实现的持久性来看，归功于美国高等教育竞争制度。这种竞争制度规约了政府、市场和高校的责权利关系，在政府管理弱化、市场竞争充分的分权体制下，美国高校拥有足够的办学自主权。四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