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个体偏好的“公共支出均衡”：一个分析框架摘要：公共支出是实现个体偏好的合作行动，实质上是合作主体的人际偏好与效率偏好的体现与回应，其实现的帕累托均衡即“公共支出均衡”。公共支出均衡是一种广义均衡，意味着在公共预算既定规模下每一单位公共资源因经济效率带来的边际福利与因分配公平带来的边际福利均相等。相对于理想化的公共支出绝对均衡，满足满意原则的相对均衡更易实现。在现实的长时间序列中，公共支出会表现出围绕均衡动态收敛的波动趋势，这种对均衡的偏离可以通过由均等到均衡、由民生财政到民主财政、提升公共支出过程透明度来渐进地改进。关键词：公共支出均衡;个体偏好;社会福利;效率;公平：F062文献标识码：A：1007-2101（2022）02-0072-09一、问题提出：应如何评价公共支出的有效性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支配的社会资源规模越来越大，即使秉信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亦是如此。数据显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2010年以来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已高达40%以上，其中法、英、德等国已经超过或接近50%[1]10。公共支出行为越来越成为观察和评价政府行为的基本表征与重要指标，如何对公共支出进行评价即公共支出有效性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在早期，经济学创始人大致明确了公共支出的范围，例如威廉・配第指出政府支出主要包括六项“公共经费”;而亚当第1页共4页斯密将政府支出主要限于防支出、司法支出、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支出[2]。一般认为，传统财政学将政府支出视为实现政府职能的成本，大多通过预算管理及技术进行研究，在这其中，成本―收益分析是传统财政学指导政府公共支出决策有效的主要技术工具[1]122。20世纪中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成功极大推动了政府公共支出的规模和支出范围。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开始将公共支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之中，最优配置成为评价公共支出有效性的基本范式①。此后经济学关于公共支出最优配置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开始的关于“公共支出结构优化”的研究与此一脉相承。关于公共支出最优配置研究的经典文献主要包括Samuelson（1954）关于公共产品的理论与模型[3]、Arrow和Kurtz（1970）对于公共支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4]、Barro（1990）关于政府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5]，以及Landau（1986）、Devarajan等、Niloy等（2007）、Bogdan-Gabriel等（2014）、HafedhBouakez等（2021）关于公共支出不同类型项目、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6-10]，等等。对公共支出影响行为主体微观决策的研究是考察公共支出的另一主要方面。近年来，AtsuyoshiMorozumi等（2016）、HelmutHerwartz等（2017）、MarkA.Andor等（2021）、DeboraDiGioacchino等（2021）的研究则突显了公共支出对政府特征、微观个体行为偏好等方面影响[11-14]。不同于对公共支出最优配置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基于交易第2页共4页论范式，将公共支出行为视为公民个体偏好集体加总的政治过程，实质上是通过公共支出决策的合法性对公共支出有效性进行分析。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则在对政府公共支出有效性进行评价时主张“3E”标准与顾客、绩效导向。近些年来“公共服务动机”（PSM）成为研究政府行为的最新视角，Crewson（1997）、Coursey（2007）、Hsieh（2012）、JustinValasek（2021）等人的研究使其近年来快速发展[15-18]。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公共选择理论针锋相对，但实质上同样是通过研究政府行动的合法性、有效性来分析公共支出行为的有效性。人类固有的理性使人们倾向于选择实现个体偏好最大化的行为，从而使“合作”②成为“人类生活最鲜明的特点”[19]，政府框架的合作正是这种最大化行为的典型表现。政府框架的合作必须依赖于公共支出能够实现合作个体的多种偏好，即公共支出行为源于公共需求。哈维・S.罗森的认为，政府公共支出主要包括通过公共产品解决外部性和通过社会保险实现收入维持两个方面。[1]显而易见，合作个体通过公共支出行动实现的偏好满足既来自于公共支出产生的经济配置效率也来自于公共支出提供的社会公平，配...